（一）

毛泽东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理论家，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开拓者，是近代以来中国伟大的爱国者和民族英雄，是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是领导中国人民彻底改变自己命运和国家面貌的一代伟人。那么，他在建党时的初心是什么？当时，他有没有具体的语言和行动呢？我通过学习与研究认为有，那就是百年前，1921年2月，在教育全家亲人干革命时所说的两句话：“舍家为国，舍己为民”。这“两舍”“两为”初心，与习近平总书记说的“两全”“三为”（我们党的初心是全心全意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为世界谋大同）初心，其本质完全一致。2013年12月，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年谱》，首卷上册第80页记载：1921年2月上旬，毛泽东“和毛泽覃从长沙回到韶山过春节。一天晚上，毛泽东同其弟毛泽民、毛泽覃、继妹毛泽建、弟媳王淑兰等，谈论家庭及国难当头民生多艰等情形。劝毛泽民把家里的事安排好，走向社会，参加革命，要舍家为国，舍己为民。房子可以让给人家住，田地可以给人家种，我们欠人家的钱一次还清，人家欠我们的一笔勾销。”

据王淑兰、文运昌、文东仙回忆，那是在1921年2月12日，农历正月初八晚上，在故居厨房火炉边，有毛泽东、毛泽民及其夫人王淑兰、毛泽建、毛泽覃和其元配赵先桂，还有毛泽东表兄文运昌、文南松，表弟文东仙等（杨开慧已与毛泽东结婚，但因事未能回来）。大家围炉烤火，主要是毛泽东与毛泽民交谈，史称“炉边谈话”。毛泽东对毛泽民说：“这几年来老弟辛苦了！”毛泽民说：“辛苦倒没什么，不过，1917年到1920年间，事情接二连三，遭败兵抢劫，扩建房子，母亲病了两年多，父亲也病了一年，二老先后逝世，再加上世道很乱，有钱账也难收回来，这个家难当了”。毛泽东劝慰道：“这情况不只我们一家，天下千千万万家庭都一样，叫做国乱而民不安啰”。毛泽民问：那怎么办？毛泽东说：“那只有革命，我们全家人都去参加革命吧！”于是，毛泽东就说了上述《毛泽东年谱》上的那些话。

他们三人还回忆说，毛泽民开始时还有点犹豫，有些舍不得。当时家有20亩水田，13间半屋房，还有柴山、菜土，有做大米、生猪生意的活动资金两千余银元，都是由他与父亲，千辛万苦，克勤克俭而来，一下子都送给人家，作为当家的普通农民毛泽民来说，自然感到难舍难分。但通过毛泽东与他商议，又经自己积极的思想斗争，最后对王淑兰说：“听三哥的话，没错的。”从第二天上午开始，毛泽民在几天之内，即将活动资金全部处理，凡人家欠自家而又无法还的，一律免去，自家欠人家而又现金不够还的，把猪牛等卖掉，一次还清。后来，因毛泽民急于要去其兄担任主事的省立一师附小任校务，就把对不动产的处理，交托于舅舅和毛震公祠几位族人代办。毛泽东有事先返长沙，并带走在一师附小读书的毛泽覃和后在长沙崇实女子职业学校读书的毛泽建和赵先桂。在长沙，他们兄弟姐妹住一起，建立了革命新家庭。这标志毛泽东的初心，第一次实践胜利成功。

毛泽东在青年时代前期，其革命初心是爱国爱民、救国救民。1918年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接受李大钊、陈独秀的影响和帮助，特别是读了《共产党宣言》等经典著作以后，到1920年冬，由激进民主主义革命者，转变为共产主义者，树立无产阶级世界观和人生观，就有了这“舍家为国，舍己为民”初心。这在当时中国，无论是数百名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和马克思主义者，几十名共产主义小组成员，十几名党的一大代表，无一人有如此明确而坚定的初心。

毛泽东这一初心，植根于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来源于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1936年毛泽东对斯诺说：他自从树立了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后，就“没有动摇”过。这初心的本质核心，就是个“公”字，大公无私，破私立公；关键与要害，就是个“舍”字，舍家舍己，为国为民，舍小家为大家，舍自己为人民；特点与特色，就是个“实”字，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从实际出发，从自己做起，从自己家庭做起，从自己家族做起，从自己家乡做起，实干实为。他说到就要做到，不仅自己带头做，而且要求家里亲人都做到。

1921年7月，毛泽东出席党的一大后，在同年10月，创建了中共湖南支部，并任书记，培养、发展了杨开慧入党，担任党内秘密联络工作，联络机关对外称织机厂，并经常到毛泽东为宣传马列主义而建立的文化书社开会。同年冬，又亲自培养、发展了毛泽民加入了党组织。1923年，又培养了毛泽建、毛泽覃、赵先桂入党。那时的党员，除了全凭一颗红心，为党拼命干革命工作之外，绝无任何别的什么个人利益可言，连自己的生活费、所干的革命事业开办费，都要自己和家庭供给。几年前，我在对毛泽东家庭经济与成分问题专题调研中才知道，原来接受毛泽民委托代为处理不动产的人们，研究认为，毛泽东家的不动产，不宜分送处理，而由毛震公祠派人，建账设簿，具体代管，以租赁形式保存。但因毛泽东家庭收支数目相差悬殊，到1950年冬，土改前几年，家人没饭吃，欠债累累，资不抵债，土改工作队根据土改法，没给毛泽东家庭划任何阶级成分。毛泽东家庭一本账簿记载，1924年上半年，在开支方面，有三笔这样的支付：文化书社三百银元、织机厂二百银元、润芝家室（即杨开慧）10银元。由此可见，毛泽东家庭关于革命方面的开支何等巨大，怎么后来不一贫如洗呢？1925年，毛泽东回韶山开展了半年的农民运动，为党摸索了领导农民运动的经验。1927年初，形成了以韶山、湖南为中心的全国农民运动高潮，毛泽东考察湖南农民运动，又首先回到韶山考察。在延安时期，毛泽东从韶山宗亲中，招邀好几位去延安，参加革命，韶山毛氏家族也染了红色，族人于1941年编纂《韶山毛氏四修族谱》时，在毛泽东条目开头，突出地印上“闳中肆外，国尔忘家”八个大字。毛泽东自己带头革命，发动和领导家庭、家族、家乡、全国革命，成为毛泽东实践初心的一个特殊历史轨迹。一个家庭，在党成立前后和成立初期，竟有6位共产党员，并在党领导的长期革命和建设斗争中，毛泽东为革命，献出了6位亲人的宝贵生命，献出了一个富裕家庭的全部财产，献出了自己的伟大一生，这在党的百年史上，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中，绝无仅有，独一无二。

毛泽东在八十余年前指出，白求恩同志毫无自私自利之心和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是什么精神？是真正共产主义者的精神、是共产主义的精神。而在百年前，毛泽东自己就有了“舍家为国、舍己为民”这样的初心，并说服亲人这样做到了。所以我们说，毛泽东的初心，充满大公无私、克己奉公、立党为公、率先垂范和敢于斗争、勇于牺牲的共产主义精神！

习近平总书记说，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这就进一步体现了我们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宗旨，以人民为主体、以人民为中心的指导思想。这里所指的人民，包括世界绝大多数人，所以提出“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为世界谋大同”。而毛泽东在百年前，就提出了“改造中国与世界”，且在后来的长期革命斗争实践中，履行了国际主义义务，这就充分说明，在毛泽东的初心中，实际上就有了“三为”内涵。因此，我们说，毛泽东自从有了这颗初心，他心里想的和在实践中体现出来的，只有人民，人民就是他的一切，他一切为了人民。毛泽东的伟大，首先伟大在初心的伟大精神！正是这种伟大精神，深刻而极大地影响了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深刻而极大地影响了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也成就了举世无双的伟人毛泽东！

（二）

在毛泽东个人历史上，有段鲜为人知或常被人忽视的特殊经历，那就是他两岁到八岁时，在湘乡县外婆家唐家圫度过。我们知道，人在这个时间段，所受到的客观环境影响，对一个人的成长，至关重要。十九世纪后期，世代务农的唐家圫文家，虽由一个较为富裕的殷实农家走向了贫穷，但那书香门第的优良家风，却依然流传和盛行，这对儿时的毛泽东，有着潜移默化的深刻影响。文家对毛泽东影响最大的有四个代表性人物，一是毛泽东的外曾祖母，二是外婆，三是八舅，四是八舅儿子文运昌表兄。

外曾祖母（1794一1882），14岁与11岁的外曾祖父结婚，当有了3儿（芝兰、芝仪、芝祥）1女时，外曾祖父27岁逝世，外曾祖母坚贞守节（守寡），在后来的近60年中，表现出惊人的意志与毅力，克服了常人难以承受的困难，刚毅顽强，自力更生，种田、家务一肩挑，风里、雨里一身泥，省吃俭用，送三个儿子读书，创立了家业，并将唐家圫的茅草房，改成青砖瓦屋，取了文家的堂名，号称“三芝堂”。她的不凡事迹，载入了文氏族谱和湘乡县志。她80岁时，地方族人送给她一块金匾，刻着“贞松长茂”四个大字，悬挂于堂屋上方正中，儿时的毛泽东，天天看到，印象特深。据文运昌回忆，毛泽东当年就问过舅舅，为什么要挂金匾？那四个字是什么意思？在旧社会只从妇道贞节角度表彰，其实她那勤劳勇敢、百折不挠、排除万难的品德，是对中华民族精神的具体传承，它贯穿于文家良好家风之中。

外公、外婆贺氏（1826-1909）完全继承了母亲的优良传统，再加上她的善良、博爱、仁慈，自己并不宽裕，但恨不得把自己的一切都送给穷苦农民，这和毛泽东母亲一样，更是直接影响了少年时的毛泽东。

八舅文玉钦（1859-1929）有堂兄弟10位，他排行第八，毛泽东称八舅。他四书五经读得多，家设童馆，收授学子，毛泽东自然成了旁听生，老师给学生提问，有时学生答不出，或答错，毛泽东聪明伶俐，往往补答或纠正，很得全家老小和同学们喜爱。舅舅不仅学问好，而且有爱国情操，经常给学生讲述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中国，例如中日甲午战争，英、美、法、德、日等八国联军侵占北京，清朝政府和地方军队、义和团英勇抵抗的爱国故事，毛泽东听得津津有味，脑海里产生一连串的问题，这侵略中国的是些什么人？为何要侵犯中国？中国政府为何屡战屡败？在他幼小的心灵深处，播下了爱国的种子。

文运昌（1884一1961）比毛泽东大9岁，从小喜读带爱国色彩的书籍，他曾借给毛泽东读了许多。1996年，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致韶山亲友书信集》开卷篇记载：毛泽东1915年给文运昌的还书便条，其上就有《盛世危言》《新民丛报》等13本。毛泽东后来回忆说，他读了这些书籍之后，特别是读了一本关于论中国有被列强瓜分之危险的书，开始为国家前途担忧，意识到“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在这本书信集中，收录了毛泽东给毛家、文家亲人的书信95封，为这两家的人和事，给有关领导机关或领导人的书信8封，共计103封，其中给外婆家亲人书信16件，有4件是给文运昌的，还有1件与他有关。毛泽东从小喜爱乡间文化娱乐活动，当他7岁时，看见16岁的文运昌参与玩狮子龙灯，高兴不已，并拍掌点赞说：“狮子眼鼓鼓，干菜煮豆腐，酒放慢点烧，肉要烂些煮”。1910年，文运昌到了湘乡东山高等小学堂工作，他竭力推荐毛泽东到该校读书。当时入学作文考题为《言志》，毛泽东以第一成绩获取，在这里，他如饥似渴地学习，作文写得好，其中《救国图存论》，老师给打了105分，轰动全校，文运昌为之骄傲自豪。特别是这年冬天，看见毛泽东将自己的被子让给学校一贫苦校工盖，他很感动，主动邀毛泽东同床共被。1911年，毛泽东去长沙读书后，二人仍保持了长期的密切联系。1927年1月，毛泽东考察湖南农民运动初期，首先回韶山考察，文运昌是乡农协秘书，当毛泽东在唐家圫召开农民考察调查会时，他协助主持，第二天，还陪送毛泽东去湘乡县城继续考察。文运昌在文家堂兄弟中，排行第十六，毛泽东排第二十三，毛泽东常称他为十六哥，他是文家上两个世纪几代人中，文化程度和社会地位最高、与毛泽东直接接触的机会最多，时间最长、彼此之间相互影响、帮助最大者。

上述外婆家的人和事，给毛泽东留下了许多美好的回忆和印记，所以他在解放初期，在给文家书信封面上，有时将唐家托，写成“棠佳阁”，这绝非笔误和偶然。毛泽东伟人的文化、思想、品格和爱国爱民、救国救民初心的部分根基，在唐家圫奠定。

尽管如此，毛泽东对外婆家和文运昌，在亲情处理上，仍然坚持按照他对亲人三原则办事：恋亲不为亲徇私，念旧不为旧谋利，亲亲不许亲人特殊。当毛泽东在1950年得悉文家有人凭借关系，向政府要求救济时，他立即向时任湘乡县县长的刘亚南写信，再三叮嘱：外婆家的困难，“只能从减租和土改中照一般农民去解决，不能给以特殊救济”。当毛泽东得知文家有人从北京与毛泽东见面回去后，骄傲起来，不大听地方政府打招呼，他于1954年在给石城乡党支部、乡政府的信中写道：“文家任何人，都要同乡里众人一样，服从党与政府的领导，勤耕守法，不应特殊。请你们不要因为文家是我的亲戚，觉得不好放手管理，他们应该完全和众人一样，不能有任何特殊。”1937年11月，文运昌因家庭困难，写信给毛泽东，想帮他在延安找个工作，毛泽东立即回信：“惟我们这里仅有衣穿饭吃，上自总司令下至火夫，待遇相同，因为我们的党专为国家民族劳苦民众做事，牺牲个人私利，故人人平等，并无薪水，因此不宜来此”。信中还说：我们现阶段，“惟有合群奋斗，驱除日本帝国主义，才有生路”；现在“我为全社会出一些力，是把我十分敬爱的外家及我家乡一切穷苦人包括在内的，我十分眷念我外家诸兄弟子侄，及一切劳苦同乡，但我只能用这种方法帮助你们”。这封信长达700字，为毛泽东所有家书之最。1950年，毛泽东又在给表兄文南松信中说：“运昌兄的工作不宜由我推荐，宜由他自己在人民中有所表现，取得信任，便有机会参加工作。”后来他这样做了，所以成为湖南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委员、省文史馆馆员。毛泽东在上述家书中字里行间，浸透家国情怀，感人肺腑，所体现的伟大初心和亲情及其伟大实践，闪亮着耀眼的光芒，和天地共存，与日月同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