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建党100周年，全党上下都在开展党史学习教育。然而，全党集中开展党史学习教育，这并不是第一次，第一次是延安时期在毛泽东的领导下进行的。毛泽东一贯重视研究党的历史，重视用党史上的经验教训教育党员干部群众。他在这方面的贡献很多，比如奠定了开展党史学习教育的理论基础，收集整理了党的早期历史文献资料，发起并领导了第一次党史学习教育，主持制定了党史上第一历史决议，对党史作了一系列极富价值的论述等等，对我们当下开展党史学习教育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一、毛泽东一贯重视党史学习教育

毛泽东十分重视党史学习教育，强调共产党员要“通古今”。1939年，他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一文中呼吁：“集中十八年的经验和当前的新鲜经验传达到全党，使党铁一般地巩固起来，而避免历史上曾经犯过的错误——这就是我们的任务。”。1942年，他在《如何研究中共党史》的报告中强调:“如果不把党的历史搞清楚，不把党在历史上所走的路搞清楚,便不能把事情办得更好。”1951年，他在“七一”庆祝大会上号召全体党员学习党的三十年的斗争史，并亲自为胡乔木执笔的《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定稿。1961年，他在《总结经验，教育干部》的讲话中指出：“我们搞了十一年社会主义，现在要总结经验……我们是历史主义者，给大家讲讲历史，只有讲历史才能说服人”。可见，无论是革命战争年代还是和平建设年代，毛泽东念念不忘党史学习教育。他如此重视党史学习教育，有深刻的历史根源。

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由于缺乏革命斗争经验，照抄照搬苏联经验和共产国际指示，先后出现了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以瞿秋白、李立三、王明为代表的3次“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给中国革命带来严重损失。遵义会议纠正了“左”的军事路线，实际上开始确立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但随后又出现了张国焘另立中央、分裂党和红军的行径。第二次国共合作期间，从共产国际回来的王明突然又由“左”转右，大唱“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错误论调，在党内竟然还很有市场，引起了毛泽东的深思，他深刻意识到“左”和右的错误之所以在党内以不同形式反复出现，其根源是党对自己的历史没有系统深入总结，对主观主义、教条主义还没有来得急从思想上进行认真清理。经过充分酝酿，他发动了延安整风运动，整风的主要形式就是开展党史学习教育。整风运动系统梳理了建党以来的经验教训，全党尤其是党的高级干部，对“左”倾和右倾错误在政治、军事、组织、思想方面的表现、对党的事业造成的严重危害达成了一致认识，形成了党史上的第一个历史决议，为党的七大召开、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准备了条件。

二、奠定了开展党史学习教育的理论基础

延安时期，毛泽东在一系列著述、讲话和报告中提出了许多对党史学习教育指导性很强的理论和观点，奠定了党史学习教育的理论基础。

一是撰写“两论”，客观上奠定了党史学习教育的哲学基础。“两论”即《实践论》与《矛盾论》，是毛泽东于1937年7月和8月间先后撰写的两篇哲学论文，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开山之作”。毛泽东对党内普遍存在的食古不化、食洋不化的学风十分痛心，他写作“两论”的最初目的是为了揭露并纠正党内存在的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在这两篇文章中，毛泽东紧密结合中国革命实际，用生动活泼而通俗易懂的语言系统阐述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辩证法的原理，揭露了主观主义和教条主义思想在哲学根源上的错误，对学习研究党的历史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二是系统提出了党史学习教育的基本内容、方法和目标要求。在《如何研究中共党史》的讲话中，毛泽东强调了学习教育内容的系统性和针对性，即以中国共产党历史的全过程为研究对象，而不是哪一步，不是个别细节，但重点是路线和政策。此外，还要研究与党的历史相关联的古今中外各种“历史遗产”，包括世界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的发展，近代以来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历史，近代以来中国的经济、政治、军事、文化史，北洋军阀和国民党的历史等等。关于学习研究的方法，毛泽东强调要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即全面的历史的方法，他列举了古今中外法、综合分析法、辩证分析法、阶级分析法、比较研究法、还原历史法。毛泽东还提出了延安时期开展党史学习教育的目标要求，概括起来讲，就是要使全党对路线和政策有更好的认识，明了党在中国革命中的重大作用，同时要加强党外宣传，使全国民众认识到党在中国革命的中坚地位；就是要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中国创造出一些新的“东西”，建设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化的中国共产党”。

三是强调了教育形式的民族化科学化大众化。延安时期，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等多个场合谈到了思想文化战线工作的问题，提出了知识分子要与工农群众结合，文艺要为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服务、为政治服务；不仅仅理论工作者和文艺工作者是宣传家，一切工作干部都是宣传家；新民主主义文化应该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等观点。党史学习教育本质上是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受众是全体党员干部，他们文化程度、理论水平和思想觉悟不一，毛泽东强调应该根据实际情况分类施教，教育形式应该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而不应该是形式生硬、内容空洞的党八股。

三、重视并亲自主持党史文献资料的编辑整理工作

毛泽东十分重视历史文献资料的收集和编辑整理，并为此做过许多工作。最能反映毛泽东重视党史文献资料工作的几个历史片段，是延安时期他亲自主持了编辑了3本“党书”；建国后又亲自主持编辑出版了第一版4卷本《毛泽东选集》。

一是主持编辑了3本“党书”。3本“党书”为3部党的文献资料集，即《六大以来——党内秘密文件》《六大以前——党的历史材料》《两条路线》。编辑“党书”起因是为党的七大准备会议材料，这个过程从1940年下半年开始一直持续到1943年。原本分头负责收集工作的人很多，导致这项工作推进缓慢。于是毛泽东决定直接负责此事。在不断进行的资料收集过程中，毛泽东就着手进行编辑整理工作，倾注了大量心血。《六大以来》汇集了各类文章519篇，280余万字，实际上有汇集本与选集本两种。《六大以来》编辑出版以后，大家兴趣倍增，纷纷要求像《六大以来》一样编辑一本六大以前的文献资料集，供研究党史使用。于是，毛泽东在1942年初开始编辑《六大以前》。考虑到两本书篇幅浩大，通读不易，毛泽东于1943年从中挑选出最能代表各个时期党内路线斗争的文献，编成《两条路线》。当时，在延安及各根据地的领导人几乎人手一套《两条路线》，充分反映了党内第一次党史学习教育的盛况。《六大以来》等3本“党书”是批判“左”倾错误路线的有力论据，毛泽东后来说：“党书一出，许多同志解除武装，故可能召开九月会议”。

二是主持建国后第1版《毛泽东选集》的编辑出版。新中国成立前，国内已经出现了5个不同版本的《毛泽东选集》，但还没有一部由中央组织编辑的《毛泽东选集》供党员干部学习使用。新中国成立后，此事显得更加迫切。此外，苏联也希望中共中央尽快编辑出版《毛泽东选集》。其实，1948年夏天在西北坡的时候，毛泽东就开始酝酿这项工作了，但因公务实在繁忙，一拖再拖。1951年3月，毛泽东与3位秘书在石家庄西郊的一所保育院（又称“小白楼”）内集中修改审定《毛泽东选集》前3卷，为期两个月。这项工作从头至尾都是在毛泽东的亲自主持下进行的。《毛泽东选集》第1卷出版于1951年10月，第一次发行量达106.6万册，成为举国欢庆的一件大事。不久，第2卷与第3卷，也先后于次年4月及1953年4月出版，但并没有接着出第4卷，这是时机还不成熟的考虑，也反映了毛泽东惯有的审慎作派。直到1960年初，毛泽东才开始决定编辑出版第4卷。1960年2月27日至3月6日，毛泽东与几位秘书在广州郊外的一处别墅审读第4卷文稿。1960年9月，《毛泽东选集》第4卷完成出版，至此，第一版《毛泽东选集》1—4卷全部出齐。《毛泽东选集》充分反映了毛泽东思想从萌芽、发展、成熟到进一步发展的全过程，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的经典著作。对推进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推进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都起到了难以估量的作用。《毛泽东选集》中绝大部分文章都是说史论理、史论结合，是学习研究党史的经典教材。

四、对党史作过许多有价值的论述

毛泽东善于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论述党的历史，对党史上的重大事件都作过论述，对重要人物作过客观评价，对中国革命和建设理论进行过系统归纳总结。这些论述高屋建瓴、实事求是、一针见血，既是历史本身，又是我们史海探宝的重要工具。

毛泽东非常看重党史上的重大事件对中国革命和历史进程的影响，经常在各种场合提及和回顾，包括重要历史运动和历史现象、重要会议、重大战争与战役等。他在论述重要历史运动和历史现象时，看重思想文化意义。如他认为五四运动是中国有史以来最为彻底的一次反对封建文化的文化革命，因为产生了大批赞成俄国十月革命的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认为一二•九运动是与五四运动有着同样历史意义的爱国学生运动，准备和推动了“七七抗战”。认为延安整风运动使全党进一步地掌握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的统一这样一个基本的方向。在论述重要会议时，看重会议对中国革命进程的重要作用。他认为遵义会议是我党真正懂得独立自主的开始；认为六届六中全会制定了“放手发动群众”的路线，赢得了大好局面，是决定中国之命运的一个关键。在论述重要战争战役的时候，看重战略意义。他讴歌长征是宣言书，是宣传队，是播种机；他系统论述了抗日战争是持久战，胜利必将属于中国，是中华民族走向复兴的转折点，而中国共产党人是中国人民的中流砥柱；认为解放战争的胜利冲破了帝国主义的东方战线，具有伟大的国际意义，是人民的胜利；认为抗美援朝提高了全国人民的政治觉悟，推迟了帝国主义新的侵华战争，为新中国经济建设赢得了经济援助和安全保障，等等。这些论述都是建立在综合分析的基础上，十分精辟。

毛泽东对党史上的许多重要人物都作过评价，客观公正，大有煮酒论英雄的感觉。一是为对革命先行者和元勋的推崇缅怀。他曾两次在纪念孙中山的会议上发表讲话，高度评价孙中山是一个谦虚的人，全心全意地为了改造中国而耗费了毕生精力，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追忆李大钊是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真正的老师”。二是对革命战友和部下的赞赏与鞭策。他评价朱德“临大节而不辱”“度量大如海，意志坚如钢”，是“人民的光荣”；评价周恩来有“吐握之劳”；评价刘少奇政治立场坚定、原则性很强，是“一针见血的医生”；称赞邓小平“论文论武都是一把好手”；认为叶剑英“诸葛一生唯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称赞习仲勋是“一个从群众中走出来的群众领袖”等等。三是对犯有严重错误的党的早期领导人的深刻批判，包括陈独秀、王明、博古、张国焘等，主要是集中在“左”右倾错误路线方面。这些评价客观公正，是我们学习研究党史的重要线索，又是我们评价历史人物可供借鉴的方法。

毛泽东对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的一系列正确论述，包括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理论、革命军队建设和军事战略、政策和策略、思想政治和文化工作理论、党的建设理论。其中贯穿着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贯穿着党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胜利的“三大法宝”：武装斗争、党的建设、统一战线，贯穿着党的三大优良传统作风：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等等。这些科学论述，是党史学习教育的重要“干货”。

五、现实启示

党的百年历史，波澜壮阔、成就辉煌，是智慧和力量的源泉，常学常用、常学常新。毛泽东关于党史学习教育的理论与实践，对今天我们开展党史学习教育，具有很强的现实指导意义。具体而言，就是要把握好“教、学、行”三个方面。

一是要丰富和创新教、学形式。党史学习教育本质上是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要根据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规律，结合时代特点和不同受众需求，不断丰富和创新教、学形式，增强教、学效果。

二是要坚持系统学习和深入研究的统一。要聚焦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这条主线，紧密结合“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的具体要求，科学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坚持唯物史观，用好“四本书”和相关党史文献资料，系统学习“四史”，重点研究改革开放史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要联系实际、深入思考，切忌走形式、做表面文章。

三是要常学常用、学史力行。坚持学用结合，联系工作实际，弘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发扬红色精神、传承红色基因，以党史照亮前行之路、洗涤心灵之尘、激发奋进之力，学党史、悟思想、办实事、开新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