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的伟大梦想。这一伟大梦想承载着几代中国人的夙愿，贯通中国共产党救国、兴国、强国的宏阔历史征程。在这一伟大历史进程中，毛泽东的历史贡献彪炳史册。

一、作为毛泽东思想的主要创立者，毛泽东为实现中国梦奠定了指导思想基础

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步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接踵而至的侵略战争在打碎“天朝之梦”的同时，也开启了中国先进分子反抗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不懈追求民族复兴伟大梦想的探索之旅。在这一救国追梦的过程中，曾出现过洋务派的“自强求富梦”、农民阶级的“太平天国梦”、资产阶级维新派的“改良梦”和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共和梦”，但都幻灭了。在各种强国迷梦相继破产，中国人民四顾茫然之际，俄国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人民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中国这样一个非常复杂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东方大国，创造性地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紧密结合起来，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形成了适合中国国情的科学指导思想——毛泽东思想。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迈出了中华民族复兴道路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关键一步。

新中国的诞生开启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序幕，如何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建设先进的社会主义，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无疑是摆在中国共产党人面前的重大课题。面对复杂形势和繁重任务，毛泽东深刻地指出，要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进行“第二次结合”，找出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道路。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在“第二次结合”思想的指导下，毛泽东作出中国处于不发达社会主义阶段的理论判断，为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明确了国情依据；创立社会主义基本矛盾、主要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学说，为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了理论依据；提出“四个现代化”的宏伟设想，为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擘画了战略目标；提出了党的建设、军队建设、统一战线、国际与外交等方面重要的指导方针和基本原则。这些独创性理论成果为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次历史性飞跃做了充分的思想酝酿与理论准备，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形成的历史和逻辑起点。

改革开放以来，历届党中央正是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不断创新科学理论，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站在新的历史方位上，党的十九大再一次实现了党的指导思想的与时俱进，形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全党全国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行动指南”，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提出并系统论述了“中国梦”这一重大命题，深刻阐述了民族复兴的基本内涵和基本方略，揭示了我们在民族复兴进程中所处的历史方位，科学规划了民族复兴的路线图和时间表，向前推进了中国共产党人接力探索民族复兴道路的历史进程，使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进入到强起来的新时代。

二、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毛泽东为实现中国梦奠定了制度基础

摆脱近代以来亡国灭种的民族危机，重整山河破碎的乱世局面，是中国共产党人探索民族复兴之路必需解决的历史任务。毛泽东在总结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经验时指出，为把中国建设成为现代化的国家、丰衣足食的国家，“首先就应该求得国家的独立，其次是民主。没有这两个东西，中国是不能统一和不能富强的。”新中国的成立，彻底结束了旧中国一盘散沙的局面，彻底废除了列强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实现了“中国从几千年封建专制政治向人民民主的伟大飞跃”，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了根本的历史前提。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毛泽东清醒地认识到，人民民主专政“对于胜利了的人民，这是如同布帛菽粟一样地不可以须臾离开的东西。这是一个很好的东西，是一个护身的法宝，是一个传家的法宝，直到国外的帝国主义和国内的阶级被彻底地干净地消灭之日，这个法宝是万万不可以弃置不用的。”基于这样的认识，1954年9月召开的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了由毛泽东主持起草的首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宪法以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为原则，规定了我国的国体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团结各民主阶级和国内各民族的人民民主专政。在此基础上，确立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这一根本的政治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以及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等基本的政治制度。这些制度建构了具有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基本框架，实现了从旧制度向新制度的根本转变。

自新中国成立至1952年底，我国完成了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国民经济的任务，随即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开创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实现了重大的理论和实践突破。例如，在先进行国家工业化建设还是社会主义改造问题上，突破先打基础后过渡的模式，选择工业化和改造同步推进的道路；在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方式问题上，突破一举过渡的设计，采取逐步过渡，水到渠成的战略；在农业社会主义改造问题上，突破先机械化后集体化的模式，采取初级社、高级社等过渡形式；在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问题上，突破“国有化”的单一模式，采取多种从初级到高级的国家资本主义过渡形式；在公有制实现形式问题上，突破单一化的国有制，形成了国营经济、公私合营经济和集体所有制共同发展的新格局。正是这些重大突破，避免了社会变革可能带来的冲突，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巩固了工农联盟。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标志着新中国在建立起社会主义的根本政治制度和基本的政治制度之后，又进一步建立起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制度，完成了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从而“实现了中华民族由不断衰落到根本扭转命运、持续走向繁荣富强的伟大飞跃”。

三、作为人民军队的主要缔造者，毛泽东为实现中国梦奠定了国防武装基础

在领导中国革命的过程中，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运用于中国具体实际，创造性地解决了如何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旧中国建设无产阶级新型人民军队的重大课题。经过三湾改编、井冈山斗争、古田会议等，我们党制定并实行了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和制度，把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革命军队打造成为一支无产阶级性质的、具有严格纪律、同人民群众保持密切联系、区别于一切旧式军队的新型人民军队，使军队真正成为人民解放自己的工具和实现民族复兴的坚强力量支撑。在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我们党沿着毛泽东开辟的建军道路不断前进，实行了官兵一致、军民一致、瓦解敌军的三大原则，发扬了政治、经济、军事三大民主，制定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等一整套人民军队建军治军原则。在毛泽东建军思想的指导下，人民军队从无到有，由弱变强，切实肩负起了抵御外敌入侵、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崇高使命。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们党在推进国家现代化进程中注重建设强大的人民军队和巩固的国防。党中央不仅迅速组建了空军、海军，建立了炮兵、装甲兵、工程兵，实现了由单一军种向合成军种的历史性跨越。同时，毛泽东还富有远见地提出了发展尖端武器的设想。1955年，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毛泽东提出要钻研原子能，作出了发展原子能事业的历史性决策，随后又作出加紧研制导弹和人造卫星的战略决策。20世纪60年代初，在我国国民经济遭遇严重困难，苏联单方面撕毁协定、撤走在华专家的情况下，毛泽东果断作出重要批示：“要下决心，搞尖端技术”。“两弹一星”的成功发射，从根本上摆脱了旧中国有国无防的历史，奠定了中国在当代世界格局中大国地位的基础，为实现民族复兴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的：“如果六十年代以来中国没有原子弹、氢弹，没有发射卫星，中国就不能叫有重要影响的大国，就没有现在这佯的国际地位。”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在继承毛泽东国防和军队建设思想的基础上，从国家安全和发展战略全局出发，科学解答了新形势下面临的时代课题，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中国化的历史进程，探索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强军之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把握当代中国由大国向强国迈进对国防和军队建设提出的要求，明确提出军队要“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坚强后盾”的战略要求，和“建设同我国国家地位相称、同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相适应的巩固国防和强大军队”的战略任务，并就强军兴军提出了一系列新的重要论述。这些论述阐明了推进新时代军队建设的目标布局、理念思路、发展动力、战略举措、根本保证等，是对我们党一以贯之的建军治军指导思想和方针原则的继承与发展。

四、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主要缔造者，毛泽东为实现中国梦奠定了领导力量基础

早在井冈山时期，毛泽东就高度重视加强党对军队和革命的领导问题。在此后的土地革命、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他始终强调：“既要革命，就要有一个革命党。”为此，毛泽东把“建设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化的中国共产党”作为一项“伟大的工程”，提出把思想建设放在首位，用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纠正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坚持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制定了正确的干部路线和一整套干部政策；科学概括了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和批评与自我批评三大优良作风，提出群众路线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开展整风运动这一马克思主义的自我教育形式，提出“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和“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这些关于党的建设的重要原则和方针，创造性地解决了在工人阶级力量薄弱、农民和小资产阶级人数众多的情况下，如何建设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课题，使党成为民族解放事业的中流砥柱。

毛泽东还致力于探索解决如何保持党和政权永不变质的问题。新中国成立前夕，党的建设主题即将转变为如何加强执政党的建设。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适时地提出了“两个务必”的著名论断，告诫全党要警惕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进攻。1949年3月，在离开西柏坡前往北平时，毛泽东又提出了“进京赶考”这一重大命题，并说：“退回来就失败了。我们决不当李自成，我们都希望考个好成绩。”离开西柏坡意味着中国共产党已经完成了领导民主革命的考试，即将进入一个新的考场，去做一份关于如何确保党的纯洁性的全新试卷。建国后，党内出现了理想信念动摇、贪污腐化、铺张扬厉等不良风气，毛泽东从保持党的纯洁性、捍卫人民政权的高度，敏锐地抓住这个问题，通过开展大规模的整风整党运动、制定一系列惩治贪污条例、严肃处理刘青山和张子善贪污腐败案等，及时遏制了不良作风的滋长蔓延，使党经受住了执政的考验。毛泽东关于保持党和政权永不变质的战略思想，不仅极大地推动了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发展，也为改革开放后中国共产党加强纯洁性建设奠定了重要基础。

毛泽东对党的建设的伟大贡献，不仅在于在他的领导下中国共产党成了一个由弱到强的伟大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而且在于他的党的建设思想对于新时代加强党的建设的重大影响。当前党迎来了执政逾70年的重要历史节点，党所面临的形势与当年毛泽东从西柏坡到北京时的形势极为相似：巨大的胜利与巨大的考验并存。习近平总书记告诫全党：“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绝不是轻轻松松、敲锣打鼓就能实现的。”中国太大了，人类历史上很多的治理经验在面对中国时都失效了；实现中国梦太复杂了，历史上所有发达国家的发展经验都不能照搬到中国。没有党站在全局的高度把握发展方向、制定发展战略、统筹各方面工作，经济社会发展必将陷入混乱、举步维艰。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但同时，党的建设也就显得至关重要。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强调指出：“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紧密联系、相互贯通、相互作用，其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这一重要论断深刻回答了中国共产党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内在逻辑关联，明确了中国共产党肩负的历史重任以及加强党的自身建设的重要意义。梳理习近平总书记在管党治党方面的理论与实践，不难发现其与毛泽东总体思路的一致性，这种一致性来源于他们都始终遵循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都坚持将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同中国特殊的国情党情相结合，都致力于把党建设成为用科学理论和革命精神武装起来的、同人民群众始终保持血肉联系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无产阶级政党。新时代党的建设伟大工程取得的伟大成就，正是对毛泽东党的建设思想的继承、发展和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