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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民族协商思想及其当代价值

  来源: 时间:2016年10月24日 作者:欧雅文  编辑:王耐 字体: 【      】 

  民族协商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在处理我国复杂的民族关系过程中,开创出的一种适合中国国情、有利于民族关系和谐的处理方式,是各民族表达利益诉求、实现权利和利益的一种重要的民主形式。毛泽东民族协商思想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理论的重要内容。它不但对处理民族关系、维护民族团结、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促进祖国和平统一具有重要启示,而且对当前丰富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理论、推进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一、民族协商思想的基本内涵

  “民族问题是民族间的相互关系问题,主要表现在政治、经济、文化、语言、文字和风俗习惯等方面,是不同民族和民族集团间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发生的各种矛盾。”[1]民族问题具有普遍性、客观性、多样性、复杂性等特点。民族关系主要是指民族与民族之间的相互关系。民族关系问题则是指民族之间是冲突对抗还是团结合作的问题,其基本表现形式是民族群体之间的关系状况。民族关系问题处理得当与否,直接影响到我国社会的安定和谐。毛泽东指出:“正确地处理少数民族问题,是我们的国家工作中一项重大的任务。”[2]邓小平认为:“少数民族问题解决得不好,国防问题就不可能解决好……单就国防问题考虑,也应该把少数民族工作摆在很高的位置”[2]51。民族关系问题的处理方式可分为战争与和平两种。协商是和平处理方式中的一种。李维汉就曾说过:“和平协商和自上、自下相结合的方式,是在我国人民民主专政的条件下,一部分少数民族地区实现民主革命的一种特殊的阶级斗争形式。”[3]

  民族协商也可称为族际协商,指在多民族平等联合的基础上,用协商的方式处理各民族关系问题,即各民族采用平等协商的方式处理汉族与少数民族、少数民族与少数民族之间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项民族事务中的冲突问题。民族协商是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在民族问题领域的具体运用,是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不可缺少的重要内容。毛泽东民族协商思想不是单指毛泽东个人的民族协商思想,而是指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民族协商思想。它批判继承我国传统民族关系问题处理方式,借鉴国外多民族国家处理民族关系问题的经验,把马克思主义的民族观与中国民族关系问题具体实际相结合,具有丰富的理论内容。

  二、毛泽东民族协商思想的主要内容

  (一)认真把握民族协商的基本要求

  毛泽东把民族协商作为处理民族关系问题的一个重要原则,认为处理少数民族的大小事务都要同少数民族协商。“所有的一切工作,都要掌握一个原则,就是要同少数民族商量。他们赞成就做,赞成一部分就做一部分,赞成大部分就做大部分,全部赞成就全部做。”[2]59“不论做快做慢都要先商量好了再做,没有商量好就不勉强做。商量好了,大多数人赞成了,就慢慢地去做。做好事也要商量着做。”[2]101毛泽东认为,民族协商的客体即协商的内容包括少数民族事务的各个方面:民族区域自治的划分和命名、少数民族自主权的界定、改革的问题、宗教信仰问题、分地问题、军队协定问题等。毛泽东认为,民族协商的态度是实事求是、老老实实。一方面,要切实做到一切事务同少数民族协商,尊重少数民族的自决权;另一方面,错了就要主动认错请求谅解,切忌妄自尊大。“有些生活习惯我们很想学,但是一下学不会,也勉强不得,请他们原谅。”[2]61“我们的干部有了错误就要批评”,“不是我们从外面给他们做决定,而是他们自己做决定”[2]60。“西藏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的发展,主要靠西藏的领袖和人民自己商量去做,中央只是帮助。”[2]102毛泽东认为,民族协商的方式是成立协商委员会,少数民族自主选出代表或各民族联合选派代表参与会议协商。“代表的产生,得由各民族分别派选,亦得由各民族联合派选。”[3]468“一切事情和他们商量,用开代表会议的方式解决问题”,“通过代表议会征求意见,商量研究”[2]61。

  毛泽东充分肯定民族协商的重要地位和作用,认为采取协商的方式处理民族问题是共产党区别于国民党压迫少数民族的重大特色。“商量办事,就是共产党和国民党不同的地方。”[2]101协商办事不仅能够提高民族事务处理的效率,而且能够提高民族事务处理的正确率,更重要的是能够在协商过程中缓和民族矛盾、协调民族关系,加强各民族之间的交流团结。“可做就做,不可做就等一等;能做的,大多数人同意了的,不做也不好。可以做得慢一些,让大家都高兴,这样反而快了。”[2]102

  (二)充分发挥少数民族上层分子的关键作用

  毛泽东认为在民族协商中,少数民族上层分子的作用特别大,应把少数民族上层分子工作作为统战工作的一个重要方面。他认为:“如果上层这一关过不好,一切都要落空”;“在少数民族地区,由于历史的、政治的、经济的特点,上层分子作用特别大”[2]59。他强调要十分重视少数民族上层分子在民族协商中的重要作用。在协商态度上,“现在一切事情都要经过他们上层”[2]59。在协商结果的实施上,“一定要他们赞成,要大多数人赞成,特别是上层分子赞成,上层分子不赞成就不做,上层分子赞成才算数”[2]59。他明确指出认识不到少数民族上层分子在民族协商中重要作用的严重后果:“我们有些同志往往采取激进的办法,以为不通过上层分子能搞得更好。事实上不是搞得更好,而是搞得更坏,不是搞得更快,而是搞得更慢,因为阻力大。”[2]59他把争取少数民族上层分子称为“团结多数孤立少数的上层统战政策”。他在《中共中央关于西藏工作方针的指示》中指出:“我们要用一切努力和适当办法,争取达赖及其上层集团的大多数,孤立少数坏分子。”[2]81他要求在民族协商中充分重视少数民族上层分子的作用:“要根据群众的意愿,经过和少数民族上层人士协商,取得上层人士同意后再去进行”[2]128;“要对上层分子多做工作,多商量问题,搞好团结,一步一步引导和帮助他们前进”[2]126;“要安排好上层人士,使他们的生活不比改革以前坏”[2]126。

  (三)坚决反对两种民族主义

  毛泽东认为,各民族之间的广泛协商必须建立在各民族平等的基础之上,只有平等基础上的协商才能有助于各方进行畅通的沟通、交流、讨论,实现相互之间不同价值和意见的交换,增加协商过程中的理性成分,协商出真正有利于少数民族发展的决策,体现出我国各民族利益的一致性。这里所指的平等不仅包括各民族政治上的平等,还包括各民族心理上的平等。民族协商要规避两种错误的民族主义。一是大汉族主义:“不承认少数民族有管理自己内部事务的权利,在少数民族地区工作而不尊重少数民族干部,不同他们商量办事,不相信他们能够在实际工作中提高自己管理各种事务的能力等等。”[2]110二是地方民族主义:“我不信任你,你人口多,总是对我们不利,因为你是多数,经济、文化发展一些,总是会利用发展的优势继续过去的歧视和压迫。”[2]110 在这两对矛盾中,大汉族主义是主要矛盾。毛泽东指出二者中“主要的、首要反对的是大汉族主义”,认为“没有大汉族主义,那末,少数民族中间的狭隘民族主义观点是比较容易克服的”[2]115。这两种错误思想会阻碍民族之间的沟通交流,破坏民族团结,引发民族分歧和分裂,导致民族协商无法达到预期目的。

  对于防止这两种错误的民族主义思想的产生,毛泽东提出了六项政治标准。防止大汉族主义要注意:“1、坚持民族平等,坚持宪法赋予少数民族人民的自治权利和民主自由;2、坚持照顾各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特点;3、坚持党的民族政策。对此必须一心一意,决不可采取两条心或半条心。如果违反了这三条,就要犯大汉族主义的错误。”[3]545防止地方保护主义要注意:“1、只有一个祖国,即中华人民共和国;2、只有一条道路,即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3、只有一个领导核心,即中国工人阶级统一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对此必须一心一意,决不可采取两条心或半条心。如果违反了这三条,就要犯大汉族主义的错误。”[3]545只有严格遵守这六项政治标准,杜绝错误的民族主义思想,才能理顺民族协商关系,创建和谐的民族协商氛围,推动民族协商有效开展。

  (四)认真处理好少数民族自治区内的干部问题

  毛泽东认为,民族协商除了直接与人民群众、人民群众推选出来的代表进行协商之外,还包括少数民族自治区内干部之间的协商。

  1.要充分发挥少数民族干部在民族协商中的重要作用。毛泽东认为:“要彻底解决民族问题,完全孤立民族反动派,没有大批从少数民族出身的共产主义干部,是不可能的。”[4]李维汉提出:“少数民族干部是应当能够代表本民族人民的利益和感情的,如果他们不能充当这种代表,就会失去同本民族人民的联系和信任;同时,少数民族干部又应当正确地而不是盲目地代表本民族的利益和感情,要力求不犯地方民族主义错误。”[3]490周恩来在《稳步地实现少数民族地区的民主改革》一文中指出:“在少数民族地区,办事情要靠少数民族干部”,“在民族地区,处理任何事情都要考虑民族问题,都要和少数民族干部商量,因为他们比汉族干部更懂得本民族的心理。他们点头,我们再干。他们不点头,我们就不要干”[2]129。我们必须认识到大力培育少数民族干部的重要性:“普遍大量地培养同人民有联系的民族干部,是圆满地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和民族民主联合政府政策,以及发展各民族政治、经济和文化教育建设事业的关键。”[2]129因此,“必须培养少数民族干部,逐步使他们在各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企业、学校中都占大多数,并且担任主要的领导职务。”[2]129

  2.要在少数民族地区工作的汉族干部与少数民族干部之间建立协商关系。毛泽东指出:“因为我国许多少数民族同汉族长期共聚居在一个地区,有些地区,如:内蒙古、广西、云南,汉族都占很大的比重。”[2]144长久以来,国家为加快少数民族地区发展,大力鼓励汉族知识分子到少数民族地区担任干部。因此,少数民族地区内汉族干部与少数民族干部之间的关系是个比较普遍的问题,会在很大程度上对民族协商产生影响。李维汉认为:“汉族干部与当地民族干部的合作互助,是发展少数民族政治、经济和文化教育事业建设的重要因素之一。但汉族干部必须以帮助培养各种民族干部为其重要职责。”[3]472这就要求少数民族地区的汉族干部和少数民族干部之间建立起平等、和谐的协商关系。一方面,汉族干部要消除大汉族主义错误思想,充分认识少数民族干部在协商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处理任何问题都要和少数民族干部协商。“一切在少数民族地区工作的汉族干部,除了要诚心诚意为少数民族服务的决心外,还必须有遇事与少数民族干部商量、取得同意、并依靠他们去执行的作风,去掉独断专行或者包办代替的作风。”[3]474少数民族干部则要消除地方民族主义的错误思想。“要求少数民族中的先进分子负责批判本民族中各种各式的狭隘民族主义倾向,教育本民族人员扩大眼界,欢迎进步,努力向前。”[3]474

  三、毛泽东民族协商思想的当代价值

  (一)有利于丰富和发展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理论

  毛泽东民族协商思想既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理论的重要内容。民族问题一直是我国的重大问题,民族协商也是我国协商民主的重要领域。加强对毛泽东民族协商思想的研究有助于完善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理论体系,丰富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形式,深化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理论研究深度,推动我国政治文明建设进程。

  (二)有利于发展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处理我国复杂民族问题的有效措施,是我国重要的政治制度之一。加强对毛泽东民族协商思想的研究,有助于借鉴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在处理复杂民族问题上的历史经验,结合当前我国民族问题的新特点新形势,赋予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新内涵,丰富民族区域自治问题处理方式,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三)有利于提高民族决策的科学性和民主性

  在民族协商过程中,各民族代表充分反映和表达本民族人民的要求、意愿和感情,交换各自民族对同一事务的不同意见、想法,充分协商、权衡各方面利弊关系,做出符合最广大人民利益的决定。这有利于更准确、更有效地解决民族问题,有利于提高民族决策的科学性和有效性。

  (四)有利于巩固社会主义和谐民族关系

  民族关系问题具有客观性。只要有民族差别,就会有民族关系问题存在。民族矛盾属于人民内部矛盾,要用民族协商的方式解决。民族协商对于缓和民族矛盾,维护民族团结,加强民族交融合都具有很大的促进作用,有利于巩固我国各民族之间平等、团结、互助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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