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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毛泽东对斯大林的评价

  来源: 时间:2017年06月12日 作者:李铁  编辑:王耐 字体: 【      】 

  毛泽东评价斯大林,在中国当代史、中苏关系史、国际共运史和世界政治史上都是一个引人注目的重大事件。它不仅深深地影响了中苏关系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而且直接影响到中国当代历史的发展进程,乃至影响到世界政治格局的重新组合。所以,对这一事件做进一步的研究,不但有助于我们正确认识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那段中国历史,从中吸取有益的经验教训;也可以帮助我们学习和掌握科学评价历史人物的方法。在毛泽东眼中,“斯大林是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忠实的朋友,”“是世界人民的导师和朋友,也是中国人民的导师和朋友。他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理论,并对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事业作了极其杰出和极其宽广的贡献,”“斯大林同志在理论的活动上和在实际的活动上所给予我们当代的贡献,是不可估量的。”但毛泽东对斯大林的这些评价和称颂,主要是为了中国革命的胜利,为了维护中苏关系。在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上,毛泽东和斯大林有过意见分歧,也有过矛盾和斗争,更有过相互的谅解。苏共“20大”后,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揭了盖子又捅了漏子,迫使毛泽东不得不对斯大林进行公开的评价。毛泽东对斯大林的评价既有平息赫鲁晓夫“秘密报告”在苏联造成的思想混乱、信仰危机及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引发的政治危机,又有消除“秘密报告”成为西方敌对势力反苏、反共口实的作用。但苏共“20大”后毛泽东对斯大林的评价则表现得更为实事求是,是真正严格意义上的评价。本文将从毛泽东评价斯大林的特点、局限性等方面着手论述,以期对这一历史的研究有所帮助。

  一、毛泽东评价斯大林的特点

  1.站在人民的立场上进行评价

  毛泽东认为,评价斯大林必须首先解决根本立场问题,必须站在人民的立场上。毛泽东指出:“一个人只要站在人民的立场上,就决不应该把人民内部的矛盾同敌我之间矛盾等量齐观,或者相混淆,更不应该把人民内部的矛盾放在敌我矛盾之上。否认阶级斗争,不分敌我的人,决不是共产主义者,决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在开始谈到我们所要讨论的问题之前,我们认为必须首先解决这个根本立场问题。否则,我们就必然会迷失方向,就不可能对国际现象做出正确的解释。”[1]毛泽东认为,在东西方对峙的战略格局中,斯大林作为象征,是社会主义阵营的旗帜,尽管他有着这样那样的错误,甚至给革命造成重大损失的错误,都应该是善意的,是在共产党内部的批评,而不应该将这种批评变成恶意攻击,因为社会主义阵营需要这么个偶像。他对南斯拉夫批评斯大林的一些做法,很不满意,劝诫他们说:“你们不断地攻击斯大林,我们不攻击他。我可以告诉你们,斯大林给我们造成的危害比给你们造成的危害大得多。但今天,他在世界上是说明一点东西的偶像。你们又何必使这样一个偶像同自己作对呢?”对赫鲁晓夫在批判斯大林上的一些不恰当做法,毛泽东也多次进行了批评,明确指出:“不能用对待敌人的办法来对待自己的同志。”[2]60

  当赫鲁晓夫在苏共“20大”作了批判斯大林个人迷信的报告之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头面人物,从法国共产党总书记多列士,到意大利共产党总书记陶里亚蒂,从波兰共产党领导人哥穆尔卡,到南斯拉夫共产党领导人铁托,甚至包括多年来追随斯大林的老布尔什维克革命家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卡冈诺维奇、米高扬等人,都公开批判斯大林的错误。在一片批判声中,只有毛泽东挺身而出,旗帜鲜明地为斯大林说公道话。尽管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许多问题上,毛泽东与斯大林有不少分歧,但是毛泽东在评价斯大林问题上,还是理智战胜感情,以大局为重,以国际共运的整体利益为重,对斯大林做出了基本肯定的总体评价。

  2.评价的目的在于吸取经验教训

  毛泽东在评价斯大林的过程中,虽然在评价的侧重点、具体目的上略有不同,但总的说来,其根本目的是明确的、一贯的,那就是总结经验,吸取教训,以便能更好地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以利于推进革命事业。毛泽东指出:“我们应当用历史的观点看斯大林,对于他的正确的地方和错误的地方做出全面的和适当的分析,从而吸取有益的教训。”[1]毛泽东认为,评价斯大林的目的,重在总结列宁逝世以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经验,吸取历史教训,引以为戒,而不是重在追究个人的责任。“对于斯大林的只占第二位的一些错误方面,应当作为历史教训,使苏联共产党人和各国共产党人引以为戒,不再重犯,或者少犯一些,这也是有益的。”[2]113毛泽东在评价斯大林时提出反对教条主义,目的是走出前人的误区,发展马克思主义,并试图开辟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提出反对修正主义,目的是维护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社会主义制度,确保我们党和国家政权不变色,使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沿着正确方向发展。毛泽东在批评赫鲁晓夫的错误做法时,还是“怀着满腔热忱,还希望苏共领导能够改正错误”[1]62。即使是与苏共进行公开论战时,毛泽东还指出:“我们同苏共领导人的争论,是同一部分人的争论。我们希望说服这一部分人,以利于推进革命事业。这就是我们写这篇文章的目的。”[2]109

  3.评价的态度慎重、方式多样

  其实,早在斯大林去世后,毛泽东已经“感觉并了解到苏共正在悄悄地改变对斯大林的评价,降低颂扬斯大林的调子,当时他并不反感,而且认为确有必要,是持一种认同的态度”[3]484-485。在国内,为了反个人崇拜,不仅毛泽东本人提出了取消“毛泽东思想”的提法,而且中共中央早于苏联提出了反对突出个人作用和个人崇拜的问题。在苏共“20大”召开之前,当得知赫鲁晓夫将在苏共“20大”上批判斯大林时,中央电示中共代表团“照常参加”,并决定“对批判斯大林一事采取不表态、不发言的回避政策”[4]18。在苏共“20大”结束后的20天里,中共除了根据苏联的公开报道,由《人民日报》先后发了两篇社论,按惯例对苏共“20大”表示赞扬和支持外,没有马上就斯大林问题发表公开评论。原因是,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的报告是秘密的,外界还不清楚,当时尚没有什么反应;中共中央不了解详细内容,不好仓促发表意见。当“秘密报告”被泄露,全世界都在议论的时候,毛泽东才决定:“我们也要议论。”即开会讨论斯大林问题,并决定发表文章以表明中共的态度。

  苏共“20大”之后,毛泽东曾引用杜甫诗“王杨卢骆当时体,轻薄为文哂未休。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来概括他对斯大林问题的看法,并以此告诫人们不能以轻薄的态度评价斯大林[5]11。毛泽东一再指出,“斯大林问题,是一个世界范围内的大问题,”[2]109“斯大林的活动,是同伟大的苏联共产党和伟大的苏联人民的斗争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的,是同全世界人民的革命斗争分不开的。”[2]112“对斯大林的评价问题,是关系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共同的重大原则问题。”[2]111“怎样认识和对待斯大林的问题,不只是对斯大林的个人评价问题,”[2]110“斯大林是一个历史时代的无产阶级专政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伟大的领导人,对他的评价,应当更加慎重些。”[2]114毛泽东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为了讨论赫鲁晓夫“秘密报告”带来的不良影响,研究防范事态扩大的措施,毛泽东连续多次召集中央书记处会议和政治局扩大会议。《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和《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这两篇文章,是经过毛泽东亲自主持,政治局多次讨论之后起草的,毛泽东本人还亲自对这两篇文章进行了修改和定稿,可见其态度是极其认真的。后来在中苏论战中,中共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编辑部的名义先后发表的9篇评论苏共中央1963年7月14日公开信的文章,也是中共中央专门组成写作班子,在毛泽东直接指导下写成的。对文章中所使用的材料,组织专人进行反复核实,对文章所使用的文字也是仔细推敲,力求准确。

  毛泽东对斯大林的评价,除了公开发表的文章外,还有在党内会议讨论中的讲话和私下里与苏联人、来华访问外宾的谈话。在使用这三种方式时,毛泽东又非常注意其中的微妙区别。在中共内部讨论时,进行充分的酝酿、反复磋商,毛泽东的讲话最为直接、开放,可谓直抒胸臆,无所顾忌。而在公开表态时,最为谨慎。因为发表声明或做出决议都显得过于正式,中共公开表态时采取了发表文章的方式,文章的基本思想与毛泽东在内部会议上发表的看法是一致的,但在提法上与内部讨论是有所不同的———对苏共“20大”揭批斯大林的错误给予了积极的评价,而且比在内部讨论时的调子要高得多。这是因为要顾及中苏关系和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利益,不给帝国主义留下利用的机会。在公开表态时,为了留有余地,“两论”是以人民日报编辑部的名义发表,“九评”是以人民日报编辑部、红旗杂志编辑部的名义发表。为了引起国内外的注意和重视,在“两论”文章题目的下面加上:“这篇文章是根据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讨论,由人民日报编辑部写成的,”在“九评”文章题目的下面加上:“×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在与苏联人的内部谈话时,最为自由,毛泽东推心置腹,语重心长,既充分肯定苏共“20大”揭批斯大林错误的积极意义,又委婉地表达中共的不同看法。

  4.注意选择公开发表文章的时机

  在苏共“20大”结束后的最初20天里,毛泽东没有马上就斯大林问题发表公开评论。当“秘密报告”在全世界引起轩然大波时,毛泽东才决定公开发表《一论》,并把日期放在米高扬访华之前,目的是要表明中共对斯大林问题的态度。《再论》的发表是在波匈事件平息之后,原因是“正确地认识和正确地对待斯大林错误的问题,已经成为影响许多国家共产党的内部发展和各国共产党相互团结的重大问题,已经成为影响全世界共产主义队伍反对帝国主义的共同斗争的重大问题”[1]。“九评”是在苏联公开发表了大量攻击中国的文章之后,毛泽东认为赫鲁晓夫已“不可救药”的情况下,才公开发表的。

  5.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科学评价斯大林

  毛泽东指出:“斯大林一生的功绩和错误,是历史的客观存在。”“必须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按照历史的本来面目,全面地、客观地、科学地分析斯大林的功绩和错误;而不应当用历史唯心主义的方法,任意歪曲和篡改历史,主观地、粗暴地全盘否定斯大林。”[2]111毛泽东主张,“我们在总结斯大林的全部思想和活动的时候,必须同时看到他的正面和反面,他的功绩和错误。”[1]即应把斯大林问题放在历史的层面上,对他的功过是非做出全面适当的分析,并吸收有益的教训。因为不论是他的正确的地方,或者错误的地方,都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种现象,带有时代的特点[1]。所以,我们一定要首先看到斯大林的主要方面,必须保卫斯大林一生的主要方面,要把斯大林的错误放到适当地位。“共产党人对于共产主义运动中所发生的错误,必须采取分析的态度。……我们应当用历史的观点看斯大林,对于他的正确的地方和错误的地方作出全面的和适当的分析,从而吸取有益的教训。”[6]20这正如列宁所说:“公开承认错误,揭露错误的原因,分析产生错误的环境,仔细讨论改正错误的方法———这才是郑重的党的标志,这才是党执行自己的义务,这才是教育和训练阶级,以至于群众。”因为评价斯大林的目的,重在总结经验教训,而不是重在追究个人的责任。

  此外,在评价斯大林时,毛泽东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采取“两点论”的方法,着眼于斯大林的一生,对其功过是非进行了全面阐述和评价。既充分肯定了斯大林的历史功绩,又指出其错误,并把斯大林的错误放到适当地位,即第二位,得出斯大林“功大于过”这个令人信服的结论。毛泽东还对斯大林的错误进行了严肃批评,不仅指出其错误的严重性,而且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领袖与人民群众在历史上的地位、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等角度,对斯大林错误形成的原因作了深入细致的分析,并且从中总结出一系列应该汲取的教训。由此可见,毛泽东评价斯大林的方法论,无疑是正确的。

  二、毛泽东评价斯大林的局限性

  毛泽东强调对斯大林要进行全面地、客观地、科学地分析,这是正确的,但是,如同人们对任何问题的认识都不能不带上历史的局限一样,毛泽东对斯大林的评价仍然无法摆脱当时历史的局限性。

  1.没有完全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

  由于时代的局限性,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作了教条式的理解,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和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没有完全搞清楚,以是否符合斯大林模式作为评价真假社会主义的标准,致使他在批判铁托和赫鲁晓夫方面出现了一些失误。

  “斯大林模式”是19世纪30年代在苏联形成的一整套高度集中统一的政治经济体制,它是特殊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其在性质上是社会主义的,但却是一种扭曲僵化的实践模式,在历史上既起过重大的作用,也存在着严重的弊病。在建国初期,由于我们对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没有经验,加之当时斯大林模式的弊病尚未公开暴露出来,所以,我们基本上照搬了斯大林模式。苏共“20大”后,尽管毛泽东在主观上有突破斯大林模式局限的愿望,但在客观上,他也只是在局部或某一方面有所突破,而未从根本上实现突破。原因是多方面的:由于当时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才刚刚建立,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才刚刚起步,毛泽东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和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还没有完全搞清楚;由于斯大林模式的弊端在我国尚未充分暴露出来,因而毛泽东当时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未从根本上突破斯大林模式的局限,他更没有认识到社会主义的根本制度与一个国家根据自己的国情实行什么样的具体制度,以及走怎样的建设道路是有区别的,他当时尚不能把政治制度与政治体制明确地区分开来。

  毛泽东所认识的社会主义,很大程度上来自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未来社会主义的预测,例如单一的公有制、高度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按需分配等等;来自于斯大林模式的理论与实践;来自于我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被我们凝固化、僵化了的社会主义观念,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毛泽东把社会主义等同于斯大林模式。正是基于这种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教条式的理解,使得毛泽东不能正确看待苏联和东欧对斯大林模式的改革,不能正确看待赫鲁晓夫对斯大林某些理论所做的突破尝试,以致走到越来越固守斯大林的模式,固守斯大林某些过时理论的地步,而将那些与经典作家相左、与我国革命和建设经验相左、与我们对社会主义理解相左的言论行动一律视为“修正主义”加以错误批判。例如,毛泽东根据斯大林提出的只有暴力革命才能促成资本主义国家向社会主义国家过渡的理论,提出只有暴力革命才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普遍规律,而把赫鲁晓夫提出的不同国家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形式可以是多样的理论,斥为走“议会道路”。毛泽东根据斯大林提出的只要帝国主义存在,战争就是不可避免的理论,批判赫鲁晓夫提出的“帝国主义战争可以避免”的观点,坚持认为“新的世界大战的危险依然存在”,立足于早打、大打、打核大战,因而没能把工作重点转到经济建设上来,错过了科技发展、经济腾飞的历史机遇。

  毛泽东认为,社会主义社会只应该存在单一的所有制形式,即社会主义公有制,只能实行计划经济,他以此为标准,把南斯拉夫所实行的废除农产品计划收购、解散合作社、鼓励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的发展、允许开放市场、实行自由贸易等经济改革措施,指责为在发展资本主义,是典型的修正主义,并进一步断言南斯拉夫己经不是社会主义国家了。他还把赫鲁晓夫上台后,对已不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的斯大林模式所进行的一些政治经济方面的改革措施,如改革党的领导和组织体制,强调集体领导的原则,扩大党内民主;改革干部制度,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遵循价值规律、实行经济核算,改变过分集中的计划体制,以及讲求经济效益,进行物质鼓励等,视为修正主义和资本主义复辟而大加批判。现在看来,毛泽东指责南共和赫鲁晓夫是“修正主义”不仅是不正确的,而且也使得中国国内的政策和路线日益朝着“反修防修”的“左”倾方向发展,使毛泽东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出现了严重的曲折。

  2.毛泽东在评价斯大林时有强加于人和干涉别国内政之嫌

  斯大林不仅是属于苏联共产党的,也是属于国际共产主义事业的。毛泽东出于对国际共运高度负责的态度和实事求是的精神,提出全面、客观、科学地评价斯大林,捍卫斯大林的历史地位,其出发点和动机是好的,在当时也是必要的,但有些做法却值得商榷。作为中苏论战主要当事人之一的邓小平,曾坦诚指出我们党在大论战中的错误。1983年11月6日,邓小平在会见澳大利亚共产党(马列)主席希尔时说:“我们的真正错误是根椐中国自己的经验和实践来论断和评价国际共运的是非,因此,有些东西是不符合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原则。主要是这个问题。”[7]272邓小平还坦率地说:“有一个时期我们党对其他党的事情发表过一些议论,有些议论并不妥当。”[8]1165在这里,邓小平承认,我党也确实有过根据自己的实践经验和理论观点简单评论外国党事务的事,曾对别国党发表过一些不正确的意见,也犯过一些对别人指手划脚、甚至是强加于人的错误。实际上,毛泽东在评价斯大林时就犯过这样的错误。

  斯大林固然是具有重要影响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领袖,但他首先是苏联共产党的领袖,他领导苏联近30年,苏联党和人民不仅有权对斯大林做出自己的评价,而且也应当首先由他们做出评价。正如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艾地所说:“斯大林是苏共以前主要的领导人,苏联共产党人对于他们从前的领导人斯大林采取什么做法,这是他们的权利。从这个角度来看,苏共对斯大林所采取的一切做法可以视为苏共的内部问题,其他共产党无权干预,也不可干预。其他共产党不可能深入地了解苏共的党内生活,正如苏共不可能深入地了解其他共产党的党内生活一样。”[9]至于他们的评价是否合适,可以由其他国家学者来研究。中国共产党即使有不同的看法,也应该通过友好协商、求同存异的办法来解决,而不应该影响两国正常的关系。一开始,毛泽东对斯大林的评价倒是力求这样做的。他虽然对苏共领导人的做法不满,也不得不公开发表自己的不同意见,但却十分注意策略,既表示对苏共领导人的支持,又对不同看法采取了正面阐述的办法,尽量避免刺激对方。但在匈牙利事件发生之后,毛泽东抓住赫鲁晓夫在处理某些国际问题和国际共运问题上的失误,对其进行公开批评,且批评越来越严厉。毛泽东有时还借斯大林来批判赫鲁晓夫所实行的内外政策,并希望通过批评“帮助”赫鲁晓夫回到正确道路上来。在判定赫鲁晓夫彻底变修之后,毛泽东采取了论战这种激烈的方式,公开为斯大林辩护。其结果事与愿违。在与苏共的大论战中,我们一方面批判赫鲁晓夫将“三和”路线作为国际共运的总路线强加给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另一方面,也针锋相对地提出了另外一条国际共运总路线的建议;我们还要求苏共接受我们关于“战争与和平”、“和平共处”、“和平过渡”等问题的观念,甚至要求苏共放弃其“20大”、“22大”的路线,并且批评赫鲁晓夫在苏联进行的改革是破坏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瓦解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和集体经济,加剧阶级分化,是在复辟资本主义,是帝国主义政策的产物等等。这实际上有强加于人、干涉别国内政之嫌。

  3.毛泽东评价斯大林带有某些情绪化的因素

  1958年7月21日,苏联驻华大使尤金以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的名义,正式向中国领导人提出希望中苏两国建立一支共同的潜艇舰队的建议。此事引起了毛泽东的极大愤怒,毛泽东认为苏联的要求侵犯了中国的主权,是把过去斯大林搞的那一套大国沙文主义的东西又捡了回来,企图控制中国。7月22日,毛泽东把苏联驻华大使尤金叫来,与他进行了措辞激烈的谈话。在谈话中,毛泽东不仅谈所谓的“共同舰队”问题,而且由现实问题谈到历史问题。毛泽东列举了斯大林时期的一系列大国沙文主义的做法,如控制大连、旅顺;在中国东北和新疆搞势力范围,搞合营企业,要在中国搞罐头工厂;将中国人看成是第二个铁托;搞父子党、猫鼠党;在紧要关头不让中国人革命等等。虽然毛泽东也谈到了苏联对中国的援助,但主要还是对斯大林和苏联的批评。在这次谈话中,毛泽东反对赫鲁晓夫在中国建立长波电台和联合舰队是对的。但当提及斯大林时,毛泽东就不可避免地带有某些情绪性的东西。按照杨奎松在其专著《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中的说法,毛泽东对斯大林的许多埋怨是不对的,这是由苏联新解密的档案材料已经证明了的。例如,抗日战争时期流传的“莫斯科把主义给了共产党,把武器给了国民党”,其实,抗战时期,苏联给中共的武器和经济援助也不少,回忆称,王稼祥1938年从莫斯科回国时,曾带回30万美元[10]。还有,有人认为,莫斯科压制毛泽东了,按照杨奎松的说法,莫斯科对毛泽东还是很支持的。只是王明本人的权利欲太重而和毛泽东争夺领导权,但最后,斯大林还是支持毛泽东而没有支持王明。

  4.毛泽东在为斯大林辩护时有些过度

  赫鲁晓夫在苏共“20大”上揭露批判斯大林个人崇拜的严重错误,尽管其中有权力斗争的因素,尽管在方式上、分寸上存在问题,给苏联党和国家、给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造成了消极后果,但是,破除个人迷信,从大镇压的恐怖阴影中走出来,是当时苏联社会的需要,也是受到苏联人民欢迎的,这一行动所带来的消极影响与其本身所具有的积极意义相比是次要的,正如梅德维杰夫所评价的:“从长远看来,揭露斯大林的积极效果比暂时付出的代价要高得多。”[11]65开始时,虽然毛泽东认为赫鲁晓夫这样做是全盘否定斯大林,但对于赫鲁晓夫破除迷信,敢于揭盖子,还是给予了肯定的评价。例如,在《一论》中,中共就肯定了“苏联共产党二十次代表大会开展的反对个人崇拜的斗争,正是苏联共产党人和苏联人民在前进道路上扫清思想障碍物的一个伟大的、勇敢的斗争”[1],但在匈牙利事件后,毛泽东开始强调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的消极作用,并认为过去赫鲁晓夫把斯大林捧得很高,现在又批判他,是品质、人格问题。毛泽东对反对个人崇拜问题的态度也有步步后退之势,中国只批个人迷信,不批个人崇拜。到中苏大论战时,毛泽东不仅彻底否定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个人崇拜的积极作用,而且认为赫鲁晓夫是把罪名强加于斯大林,是别有用心。中共在论战中不仅巧妙地回避了斯大林的个人迷信和个人崇拜曾经给苏联党、国家和人民造成的巨大危害,而且把苏共“20大”批判斯大林个人崇拜斥责为现代修正主义。

  毛泽东认为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其实,事实不是这样的。在“秘密报告”中,赫鲁晓夫也谈了斯大林的功劳,并认为斯大林是好心办了坏事。赫鲁晓夫说:“斯大林无疑对党、对工人阶级以及国际工人运动做出了伟大的贡献。”可见,秘密报告并没有全盘否定斯大林的历史地位。因为“秘密报告”的着重点是揭露斯大林破坏法制,搞个人崇拜的种种危害与后果,只是赫鲁晓夫在“谴责”斯大林时用语刻薄,所以,给人造成全盘否定斯大林的印象。在苏共“20大”以后,赫鲁晓夫还多次赞扬斯大林的功绩和贡献。赫鲁晓夫在1961年苏共“22大”报告中,也只是强调必须公开地谴责对斯大林个人迷信时期“所犯下的错误和歪曲现象”,“抛弃已经成为前进障碍的那种对党和国家的领导方法。”从这些词句上,并不能得出“全盘否定”斯大林的结论。至于认为赫鲁晓夫“把任意编造的所谓‘错误’硬栽在斯大林身上”,在今天看来,显然是不符合实际的。

  虽然毛泽东在《一论》中批判了斯大林个人崇拜的错误,指出了反对个人崇拜和搞好党群关系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虽然毛泽东偶尔朦胧地感到斯大林犯错误与制度有关,他说过斯大林的错误要是在西方就不会发生的话,但仅此而已,一闪而过,他并没有从苏联的体制入手去深入分析斯大林个人崇拜的根源,没有找出克服个人崇拜的有力措施和方法,尤其没有认真吸取教训,从制度上根除个人崇拜现象。至于在论战中巧妙回避斯大林个人崇拜曾经给苏联党和国家造成的巨大危害,不仅不利于客观公正地评价斯大林,而且也不利于更深刻地分析和认识个人崇拜的根源及其危害性。虽然毛泽东也承认斯大林犯了某些严重的错误,但他对斯大林错误的性质及其程度的看法与赫鲁晓夫不同。毛泽东不愿意承认斯大林犯了某些罪过,例如,在赫鲁晓夫“秘密报告”中,给人印象最深和引起世人震惊的是斯大林肆无忌惮地滥杀自己的同志。可是,恰恰在这个问题上,强调阶级斗争、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毛泽东,并不认为是特别严重的问题。毛泽东估计,斯大林不过杀了100万人,其中一定还有不少真的反革命。也就是说,斯大林的错误仅仅是个肃反扩大化的问题。毛泽东认为,从阶级斗争、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角度看,“不杀掉那些罪大恶极的‘东霸天’、‘西霸天’,人民就抬不起头来。”[6]37对于肃反扩大化,毛泽东认为,它是共产党人为了革命的目的,在认识上和政策上出现失误的结果,不能看成是不可饶恕的罪过。所以,毛泽东只承认斯大林是好心办了坏事,并一再用犯错误是难免的来为斯大林开脱。

  在六十年代的大论战中,出于当时与赫鲁晓夫作斗争的政治需要,对斯大林错误一面采取简化、淡化处理,因而忽视了对斯大林错误教训的吸取。尽管毛泽东要求全面地评价斯大林是正确的,但是肯定功绩不能取代对错误的揭露和批判,更不能忽视对错误教训的吸取。斯大林作为一个伟大的马列主义者,其功绩无疑是第一位的,但他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口号下,确实严重破坏了社会主义法制,败坏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声誉,给社会主义事业带来了严重的损害。因此,不能轻视斯大林对社会主义法制造成的损害,而应当引以为戒,进一步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

  三、毛泽东评价斯大林为邓小平科学评价毛泽东提供了范例和经验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对于毛泽东的评价成为一个非常敏感而又十分重大的问题。邓小平作为中共中央第一代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深知科学评价无产阶级革命领袖的重要性,他在亲自主持、领导科学评价毛泽东的过程中,通过吸取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的教训,更主要的是借鉴毛泽东评价斯大林的经验,圆满完成了历史提出的这一艰巨任务。

  尽管邓小平多次被毛泽东误解,两次被毛泽东撤职,但是在评价毛泽东的功过是非时,邓小平完全抛弃个人恩怨,以大局为重,从党和国家的根本利益出发,竭力维护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作用,同各种诋毁、攻击和否定毛泽东思想的错误倾向作斗争,给毛泽东以客观公正的评价。他在谈到评价毛泽东这一问题时说:“评价人物和历史,都要提倡全面的科学的观点,防止片面性和感情用事,这才符合马克思主义,也才符合全国人民的利益和愿望。”[12]244他明确表示,“我们不会像赫鲁晓夫对待斯大林那样对待毛主席。”[12]347邓小平评价毛泽东的目的也是为了总结经验,吸取教训,以便能更好地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他强调的是总结过去,开辟未来,团结一致向前看。

  斯大林与毛泽东都是具有世界影响的人物,邓小平评价毛泽东,像毛泽东评价斯大林一样,充分注意到了这一点。邓小平指出,毛泽东的事业和思想是同党和人民的事业密不可分的,“对毛泽东同志的评价,对毛泽东思想的阐述,不是仅仅涉及毛泽东同志个人的问题,这同我们党、我们国家的整个历史是分不开的。要看到这个全局。……这不只是个理论问题,尤其是个政治问题,是国际国内的很大的政治问题。”[12]299他一再告诫:“毛泽东思想这个旗帜丢不得。丢了这个旗帜,实际上就否定了我们党的光辉历史。”[12]298是“给毛泽东同志抹黑,也就是给我们党、我们国家抹黑”[12]301-302。邓小平还郑重表示:“我们不但要把毛主席的像永远挂在天安门前,作为我们国家的象征,还要把毛主席作为我们党和国家的缔造者来纪念,而且还要坚持毛泽东思想。”[12]347邓小平的这种慎重态度,不仅在思想认识上与毛泽东一致,而且在具体做法上与毛泽东相似。在“文革”刚刚结束、国家建设百废待兴的时候,邓小平认为,“文化大革命”要总结,但是不必匆忙去做。因为此时如果急于对这个复杂而又敏感的问题做出盲目的评价,势必会引起更大规模的争论与动荡,从而最终影响中国政局的整体稳定。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开展和“拨乱反正”的迅速进行,评价毛泽东的条件日益成熟,而且对于毛泽东的评价问题变得越来越突出的时候,邓小平果断地提出了实事求是对待毛泽东功过、全面准确理解毛泽东思想的艰巨任务,并亲自主持、领导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起草工作。从1980年3月决议的开始起草,到1981年6月决议的出台,邓小平多次就如何评价毛泽东的问题,与起草小组的同志座谈,同时组织党内4000多人的大讨论,表明了他非常慎重的态度。

  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一致讨论通过了邓小平主持起草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决议》立足于中国共产党60年的历史,对毛泽东一生的功过是非做出全面的评价。既充分肯定了毛泽东的历史功绩,又实事求是地指出其错误,并恰如其分地具体分析了毛泽东犯错误的性质、主要原因及应负责任。《决议》指出:“毛泽东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他虽然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了严重错误,但是就他的一生来看,他对中国革命的功绩远远大于他的过失。他的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13]这一评价同毛泽东对斯大林的评价不仅结论基本一致,而且用词也非常相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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