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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毛泽东对社会结构的探索

  来源: 时间:2017年07月11日 作者:蔡青竹  编辑:王耐 字体: 【      】 

  对于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而言,学习马克思主义的首要目的在于运用它来指导中国革命。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运用马克思社会结构理论中的社会关系分析方法,以经济地位为标准,结合中国复杂的现实情况,深入分析了中国的无产阶级、资产阶级和农民所具有的特殊性和变化性,并根据对中国社会性质的精确理解阐明了中国革命的性质。中国革命事业的胜利,无疑得益于马克思社会结构理论在中国革命中的成功运用。然而,由于社会建设经验的欠缺和对经典理论认识的片面性,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又经历了一段曲折探索的艰难历程。作为社会发展阶段上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环节,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经验得失是我们今天正确认识和有力推动社会结构变化发展的宝贵财富。

  一、社会结构的调整与改造

  按照马克思的设想,无产阶级革命胜利后,必须经历一个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这一时期的主要任务是消灭资本主义的残余力量,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逐步改善人民生活,为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创造充分的物质和精神条件。由于我国特殊的历史条件,面对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的重大问题,毛泽东运用马克思社会结构理论,开创性地提出了社会主义改造理论,开辟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

  (一)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建设

  新中国成立前后,毛泽东对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思考和实践保持了一贯性和延续性。在《论联合政府》中,毛泽东就提出来,当时的中国没有新民主主义的经济、文化,没有人民群众普遍的个性解放和发展,这样的中国必须走民主主义的道路才能通往社会主义。[1]1060

  毛泽东对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建设方针建立在根据地建设经验的基础上。革命时期的根据地在政治上实行由民主选举产生的工农兵代表大会制度;经济上开展互助合作运动,大力发展农业生产和手工业生产。根据地的经济成分是由国营事业、合作社事业和私人事业这三方面组成的。政治上,根据形势的需要,将“工农共和国”的提法改为“人民共和国”,在解放区政权机构中普遍实行共产党员、进步分子和中间分子各占三分之一的“三三制”。经济上,陆续实行减租减息和重新分配土地的改革政策。文化上,发展教育、兴办学校,不断更新根据地人民的价值观念。进行马克思共产主义教育,特别强调对干部的教育。解放战争时期,政治上继续坚持“三三制”原则,迅速建立人民政权和群众团体,加强基层政权建设;经济上恢复农业生产和城市工商业,特别是开展土改运动激发了农民发展生产和支援革命战争的热情。根据地和解放区的政治、经济、文化模式在中国近现代社会结构变化中产生了巨大影响。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新民主主义经济结构的基础基本上是在解放区时期奠定的,革命根据地和解放区的政权形式、施政经验、纲领制度也为新中国各项政治制度的建立与实施提供了重要借鉴,解放区经济与政治的变迁从根本上动摇了人们的传统意识形态。

  从新中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前,中国社会的性质属于新民主主义社会,这决定了当时的历史任务有一部分是延续自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基于对新民主主义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以及它们同社会生产力发展阶段和发展要求之间相互关系的判断,毛泽东对新中国成立后的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具体结构做出了科学判断。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是中国社会各阶级政治关系的反映。“现在所要建立的中华民主共和国,只能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一切反帝反封建的人们联合专政的民主共和国,这就是新民主主义的共和国”。[2]674新民主主义的经济,作为各阶级经济关系的反映,要走“节制资本”和“平均地权”的路。大银行、大工业、大商业收归国有,让国营经济成为国民经济的领导力量,不允许私有资本操纵国计民生,但不没收其他资本主义的私有财产。农村则实行“耕者有其田”,扫除农村中的封建关系。据统计,1949年全国的资本主义工业生产总值占全部工业总产值的63.2%。[3]城市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还拥有较强的经济实力。毛泽东多次批评党内一部分人企图提早消灭资本主义实行社会主义的主张,并且对新民主主义社会在期限上有过“15年”、“20-30年”等估计。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既不是资产阶级的文化专制主义,又不是单纯的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而是以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文化思想为领导的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这种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带有我们民族的特性”。[2]706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社会结构理论的社会形态学说,创造性地提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新民主主义社会”的科学概念,并就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结构进行了具体阐述,在实践中回答了如何建成新民主主义社会以及如何经过新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等一系列基本理论问题,如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治思想、各种经济成分“分工合作,各得其所”及“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经济思想等都是对马克思社会结构理论的可贵创新。

  (二)社会主义社会的改造

  毛泽东曾估计新民主主义阶段是一个相当长的时期,中国经济文化落后,应当以创造先进的物质文化为前提作为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先决性条件。1953年,中共中央提出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要求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逐步实现社会主义改造。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提出,表明我们党的社会建设思想已经发生了改变,工作重心由发展生产力变为改变生产关系。但“相当长的时期”的表述说明我们党对社会结构转变的渐进性仍有一定的认识。由于我国的生产力水平比较低下,个体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因此我国采取了逐步过渡的方针,以保护现有生产力不受破坏和社会的稳定有序。在农村,首先建立劳动互助组和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合作社;在城市,工商业实行加工订货、统购报销和公私合营等。通过分步走的经济结构改造,在人民的心理预期与承受范围内,不断扩大国营经济,规范社会主义经济的有序发展,推动整个社会生产力的进步。结果,理论上的“分步走”到实践中却“越走越快”,先建设后改造的思路被彻底抛弃了,原本准备用10-15年时间进行的改造任务最后在5年内就完成了。[4]一方面,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完成有利于生产力的推进;另一方面,这种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改造先于工业化、机械化的发展路径是非常态的,这反映出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物质基础还比较薄弱。在这种情况下,应当利用生产关系优化的条件集中力量加快经济建设。但是,这个生产力发展逻辑却被后来的阶级斗争逻辑切断了。

  社会关系结构的变化与对生产关系的改造相一致。地主、富农、官僚资产阶级被消灭,民族资产阶级变成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工人阶级的领导地位大大加强,农民阶级通过合作化的道路成为社会主义的集体农民,广大知识分子成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这一社会变动对中国社会关系结构的影响是全方位的、根本性的。正是在这一时期,中国主要阶级阶层的社会地位和相互关系得到了法理意义上的质的规定,这种社会关系结构具有很强的稳定性。一方面,各社会阶级阶层被整合进一个新型政治共同体内,摆脱了根本对立的关系,转而谋求共同利益;另一方面,这种社会关系结构是以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学说为指导建立起来的,基本上适应了当时中国的历史任务,即转向政治经济建设的需要。[5]46遗憾的是,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由于极“左”路线的干扰,中国成为一个以政治为中心的社会。阶级划分制度异化为人为设计的根据每个人的先赋身份赋予他们不同的社会资源,还成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指导下的政治身份的区别,违背了马克思社会结构理论关于阶级阶层划分的依据,也与为适应新社会政治经济发展需要而建立新社会结构的初衷背道而驰。从1949年到1979年的30年间,中国社会分层最突出的就是身份制的体系,这种社会机制通过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单位制度、人事制度具体实施。由于社会各阶层之间的隔离封闭,严重限制了社会交往和社会整合,极大地破坏了社会发展的动力机制。[5]68

  回顾这一历史进程,应该说,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不是党和国家主观设计的产物,而是有着复杂深刻的多种动因。建国以来国民经济快速发展,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改造成为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建立国家工业化基础的必然要求。但是,这一时期无论是所有制改造、经济建设、文化建设还是社会问题治理,都显示出高度政治化的特征。比起生产力对生产关系的决定作用、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的制约影响,党和政府更加相信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反作用及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推动。马克思社会结构理论认为,把社会结构的变迁仅仅归结为生产关系的变革是极其片面的,它忽视了上层建筑的变革以及更重要的生产力的发展。这种新社会结构尽管在一定程度上适应了巩固新生政权、恢复发展国民经济、实现工业化的需要,但也折射出过快的社会变迁速度和主要表现为“左”的人为主导色彩,不利于社会结构的长远发展。

  二、社会基本矛盾学说的思考与实践

  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国开始进入到社会主义的全面建设时期。如何运用马克思社会结构理论具体分析社会主义社会所存在的各种矛盾,揭示其性质、特点及发展规律,是关系到整个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重大课题。毛泽东科学分析了社会主义的矛盾问题,为正确认识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动力、处理种种复杂的社会矛盾指明了方向。

  (一)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存在

  马克思的社会结构理论揭示了社会基本结构中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但是没有明确将这些矛盾概括为一个囊括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全面性范畴。毛泽东在承认这两对矛盾客观存在的同时,更加强调它们彼此之间相互适应的关系,将这两对矛盾上升为贯穿社会发展始终、全面推动社会发展的“社会基本矛盾”。从静态看,社会基本矛盾是社会基本结构的实质内容,社会基本结构是社会基本矛盾的外在形式,只有通过它们才能正确揭示各个具体社会形态的性质;从动态看,社会基本矛盾指明了社会基本结构的运动过程和动力根源。[6]

  在明确社会基本矛盾的概念之后,首先,承认社会主义也存在社会基本矛盾。十月革命后,列宁曾对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问题做出重要论述,指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对抗将消失,矛盾仍然存在,这个论断是非常客观、正确的,但没有得到斯大林的继承。斯大林一度错误地认为,社会主义社会的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生产关系和生产力是完全适应的,直到晚年也没有将这两对矛盾正视为社会自身固有的、全局性的问题,没有认识到这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基本动力。1957年,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深刻指出,无论在什么社会里,矛盾总是普遍存在的,“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7]214,正是这些矛盾推动着我们的社会向前发展。整个人类社会都是在社会基本矛盾推动下向前发展的,不仅社会主义社会要经历自身发展的历史过程,共产主义社会也不例外。

  其次,对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基本特点做出了概括。总的来说,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是在基本适应前提下的局部不适应。[7]215所谓适应,是指整体性质上的相适应。社会主义的生产资料公有制让生产者变成了生产资料的占有者,这就从根本上解决了生产的社会性同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相应的,“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也从制度上消灭了剥削的可能。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为生产力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道路。以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和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上层建筑,为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所制约,充分体现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所谓矛盾,是指具体内容、部分环节上的不吻合。就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而言,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之间,工农、城乡、脑体劳动之间,国家、集体与个人之间,国家与企业、企业与劳动者之间都存在差别和矛盾;就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而言,“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存在,国家机构中某些官僚主义作风的存在,国家制度中某些环节上缺陷的存在,又是和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相矛盾的。”[7]215

  (二)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处理

  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是非对抗性的矛盾,生产力的向前发展不需要推翻生产关系,而只要根据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不断完善改革生产关系的某些方面和环节。解决社会基本矛盾的根本任务“已经由解放生产力变为在新的生产关系下面保护和发展生产力”[7]373,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能够通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的渐进性完善得到解决。

  强调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作用,是毛泽东处理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主要方式。他认为这正是避免了机械唯物论,坚持了辩证唯物论。[8]关于生产关系,毛泽东认为“解决所有制问题,再大大发展生产力,这是一般规律”[9]。关于思想上层建筑,毛泽东坚持了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的基本观点。关于政治上层建筑,毛泽东认识到我国社会主义的各项具体制度还有不完善、不健全的地方,比如上文提到的官僚主义的问题、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影响等。解决这些问题,一靠教育,二靠改革,推动经济体制、政治体制和领导制度各方面不断完善。但是,这些内容都随着党指导思想的改变而被搁置一边了。

  其实,毛泽东并非不知道生产力是社会主义基本矛盾的主要方面。他在民主革命时期就认识到生产力的重要性,认为它是衡量政策及实践作用的标准,“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在中国人民中所表现的作用的好坏、大小,归根到底,看它对于中国人民的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帮助及其帮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缚生产力的,还是解放生产力的。”[1]1079在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毛泽东指出,要发展经济、文化,巩固新制度,建设新国家,把经济建设和发展生产力作为社会主义时期的中心任务。但是,毛泽东对生产关系的重视遮蔽了对生产力本身的关注,把生产力不发展的原因全部归结于生产关系的落后,这显然是不合理的。在生产力本身落后的情况下,选择改变生产关系去发展生产力,而不是致力于发展生产力本身,造成了社会结构频繁多变的局面。

  (三)社会主义社会社会关系的认知

  在现实生活中,社会基本矛盾通过社会关系直接表现出来。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社会关系,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也有一些初步设想,如马克思恩格斯曾预见在共产主义社会的初级阶段仍会存在旧式分工,存在工农、城乡和脑体劳动的差别,存在分配上的不平等,又如列宁明确指出在社会主义社会仍将存在矛盾,这个矛盾只有通过长期、谨慎的组织工作才能解决。斯大林也对苏联社会的社会关系做出过区分,认为存在内部矛盾(即无产阶级和农民之间的矛盾)和外部矛盾(苏联和其他一切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但他往往把内部矛盾归结于外部矛盾,混淆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的界限。

  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后,毛泽东随之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存在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的学说,这是对马克思社会关系思想的杰出贡献。毛泽东提出,“在我们的面前有两类社会矛盾,这就是敌我之间的矛盾和人民内部的矛盾。这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类矛盾。”[7]204敌我矛盾在经济利益上是根本对立的,在政治上也是根本对立的。人民内部矛盾包括工农阶级,工农同知识分子,国家、集体、个人之间的矛盾,更宽泛一点说就是领导同被领导者之间的矛盾。特别要说明的是,工人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本来是对抗性关系,但是由于我国的民族资产阶级愿意接受改造、拥护宪法,因而也属于人民内部矛盾。但是,如果对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不当,也可能会发生对抗,因此不能轻视人民内部矛盾的存在。“我们历来就主张,在人民民主专政下面,解决敌我之间的和人民内部的这两类不同质的矛盾,采用专政和民主这样两种不同的方法。”[10]

  然而,随着毛泽东对阶级斗争形势的错误估量愈来愈严重,对社会关系现状的正确理解没能转换为相应政策,相反在社会内部制造了紧张关系。他很快推翻了党的八大关于国内主要矛盾已经变化了的论点,重提国内的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提出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直到发动急风暴雨式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是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处理方式的失误,也是对马克思社会结构理论的严重背离。“文化大革命”的悲剧从反面证明,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只能通过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求得解决。

  总的说来,这个历史时期的失误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对社会结构矛盾认识的偏激化。毛泽东认为社会结构的平衡是相对的,不平衡是绝对的,信奉“不破不立,破字当头,立也就在其中了”,“有了乱,才有治”,因此要“不断改变社会结构模式”。马克思社会结构理论认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之间的不平衡始终存在,这种不平衡是无法人为消灭的,这两对矛盾的处理更不可能单抓某一个方面就能得以化解。马克思社会结构理论始终认为社会结构是一个整体,社会整体中的各要素相互联系、相互作用。更何况,社会结构一旦确立,就成为社会系统的基本骨架,是维护社会系统稳定运转的客观力量,对社会结构的肆意调整会打破社会本身的协调性和自适应度。社会结构的形成和发展不可能一蹴而就。毛泽东在政治上反对等级制,在经济上实行均贫富,这些都是社会发展的必然方向,但却不是现阶段能够实现的水平。

  第二,对社会关系认识的主观化。这种主观化又有三种表现:一是不尊重思想上层建筑的变化规律。将阶级划分为“作为经济剥削的阶级”和“作为政治思想上的阶级”的做法实际是提出了一种把阶级范畴主观化的倾向。二是离开剥削关系,单纯按照富裕程度的差别划分阶级。在农村土地改革之后,把农民分为三六九等,穷的就是依靠对象,富的就是打击对象,严重打击了农民的劳动积极性。三是没有看到社会分化的合理性和必然性,用凝固化、绝对化的分析方法去看待一切。

  历史警示我们,对社会结构理论的运用不能脱离实际,对社会结构的塑造不能带有想当然的人为设计色彩,不能用发挥主体性的冲动去排斥社会结构发展的客观规律性。在社会建设的实践中,主观能动性与客观规律性之间的平衡怎么强调都不过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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