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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现代性之维——基于德里克的现代主义与反现代主义阐释框架

  来源: 时间:2017年07月11日 作者:张明  编辑:王耐 字体: 【      】 

  现代性、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等概念逐渐成为“热词”拓展到哲学、历史、文学等各个领域,从而具有了普遍性的理论特征。但是,系统研究毛泽东与现代性之间的关系问题,在国内外学界尚不多见。美国著名历史学家、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家阿里夫·德里克(Arif Dirlik)就是较早注意到这一新的研究视域的学者代表。他在《现代主义与反现代主义: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一文中从现代性视角出发,集中探讨了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及其实践,这些探讨超越了单纯意识形态的界分,对毛泽东的研究具有较强的学理性,使得“‘毛泽东’及其政治理论和政治实践的研究,成为人类困境和异化悖论之普遍理论问题的一个值得深思的东方案例”①,因而对于深化毛泽东研究的理论视野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 运用现代主义分析毛泽东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合法性

  在毛泽东的话语体系和理论资源中,几乎很少出现与“现代性”、“现代主义”和“反现代主义”相关的概念,毛泽东唯一一次使用“现代性”概念是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报告中,“中国的工业和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就全国范围来说,在抗日战争以前,大约是现代性的工业占百分之十左右,农业和手工业占百分之九十左右”②。很明显,毛泽东此处使用的“现代性”概念更多地是关于现代工业的一种“形容词式”表达,与当代西方学术语境中的“现代性”有着重大差别。那么,运用这些在毛泽东思想构架基本处于“缺场”的西方概念来研究毛泽东的理论与实践,是否具有基本的理论合法性与可操作性?这是展开相关研究之前必须要回答的一个基础性问题。在德里克看来,尽管上述研究趋向存在一定理论风险,但是它内在蕴含着特定的理论合法性,有助于拓展毛泽东研究理论视野。这主要由如下两个方面的原因构成:

  一方面,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发展特定形态的毛泽东思想,从根基上仍然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内在本质规定性,即马克思关于资本现代性批判的内在逻辑张力也深刻地延续到毛泽东的思想体系之中。尽管在西方学界,存在着关于毛泽东思想究竟是马克思主义的“正统”还是“异端”的争论③,但是在德里克看来,毛泽东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理论之间具有基本连续性,马克思主义在毛泽东的思想框架中发挥着决定性作用。在此背景下,尽管毛泽东本人并未明确使用过现代性、反现代性等概念,但是就作为其理论“支援背景”的马克思主义而言,现代性的话语和逻辑张力则以显性形式彰显于马克思主义以资本批判逻辑为代表的叙事体系之中。马克思主义理论从根基上而言,从属于西方现代性的理论谱系,但是其在继承资本主义现代文明基础之上,又开启了对资本主义现代性对主体压抑性后果的批判与反思,并力图通过对资本主义现代性毁灭性力量的超越以建构一种新的现代性。这一努力,贯穿了马克思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到《资本论》思想发展的整体过程。所以,德里克认为,“由现代性所提出来的问题也是作为中国革命的前提积淀在指导中国革命的意识形态(即马克思主义)之中从而和毛的历史背景结合在一起。这个背景不仅是中国革命的背景而且是20世纪中国社会的全球性背景。探究毛如何对这些问题作出反应,也许在很大程度上能告诉我们现代主义和反现代主义作为其思想之构成要素的意义,也许还能在某种程度上告诉我们现代主义和反现代主义在第三世界范围内,特别是在中国范围内的意义”④。

  另一方面,近代以来随着资本全球化步伐的不断扩张,中国也在西方列强坚船利炮的武力强迫下以“被动”形式卷入到世界体系之中,因而遭遇西方现代性的冲击与实现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实践主题,也内在成为中国仁人志士所面临的重要问题,毛泽东作为历史洪流中的一员也不例外。正如美国著名中国问题研究专家费正清所言,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轨迹尤其是中国现代化的兴起——中国缺乏通过自身实现现代化的内部动力机制,因而在很大程度上是对西方“冲击”的“回应”⑤。如何实现中国传统社会的现代升级成为近代以来中国先进分子所思考的核心问题,关于这一问题的求索之路构成了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主线。尽管在关于近代以来中国历史发展的主线问题上,主流意识形态认为是革命话语及其历史性实践,但究其实质而言革命与现代化具有内在基本的逻辑同构性。近代以来,在西方资本主义武力冲击下,中国原先相对静止的封闭关系格局被打破,在与西方先进文明的对照下,原有的信仰系统——不仅仅是文化、意识形态等上层建筑领域的信仰,而且也包含对基于封建土地所有制基础上所谓强大物质生产所构筑的“天朝帝国”满足与信仰——开始逐步瓦解,因而革命对象延伸拓展到包含经济、政治和文化等多元维度。“五四以后,革命不仅意味着进步与秩序的彻底变革,还成为社会行动、政治权力正当性的根据,甚至被赋予道德和终极关怀的含义”⑥。换言之,与旧有社会形态、价值系统、生产方式的全方位隔绝、对传统社会的拒斥与向现代社会的转型成为革命的主题。因此,就此意义而言,革命也就内在蕴含着现代化的理念伸张与价值诉求,现代化成为中国在“落后挨打”特定生存形态下革命的最终目标导向。

  众所周知,就毛泽东思想的生成机制而言,既非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简单运用,亦非是基于中国具体实践的经验主义,而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具体历史情境的交互作用。上述理论、现实双重维度与现代性问题的密切交织,为德里克从现代主义维度出发解读毛泽东的思想与实践提供了基本的理论合法性支撑。由此可见,上述合法性的支撑是从理论与实践两个维度构筑的,一方面彰显了毛泽东思想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中国形态,延续了马克思主义现代性批判的基本底色;另一方面也凸显了中国近现代以来历史发展所形塑的社会主题,即步入现代性与批判现代性的矛盾结构。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而言,德里克运用现代主义分析范式透视毛泽东思想的理论范式,开启了毛泽东研究的一个新视角与新空间。

  二 现代性、现代主义和反现代主义等核心概念的理论界定

  在德里克关于毛泽东与现代主义的相关阐释中,存在着若干贯穿其逻辑构架的核心话语,诸如“现代性”、“现代主义”、“反现代主义”和“发展的悲剧”等。他在运用上述时髦概念分析毛泽东的理论与实践时,首先对上述概念作出了基本定义,因为西方学界对于它们理论内涵、指称和界限的理解仍处于争议状态之中。对此,德里克作出了如下阐释:

  首先,何为现代性?德里克同意波兰著名社会学家齐格蒙·鲍曼(Zygmunt Bauman)和英国著名地理学家大卫·哈维(David Harvey)的观点,将现代性视为一种“历史性经验”而非“历史状况”,即现代性意味着与过去一切的决裂,意味着在不断运动变化的动态历史进程中理解自身,意味着自身内部无休止的分裂与解体的历史过程。与现代性相关的概念是现代化,他将“现代化”视为是制造和持续制造现代性状况的历史过程,而这一过程正是由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力量所推动的⑦。德里克敏锐地指出,现代性持续布展过程中的基本矛盾是由现代性内在生发机制决定的。一方面,基于理性批判力的启蒙运动理念坚信主体能够解释世界并赋予世界以合理化存在形式,这一形式主要是通过资本主义的技术理性得以呈现;另一方面,上述看似具有绝对正价值的理性力量在其实践过程中却表现出巨大的破坏性与毁灭性,在从自然崇拜与自然控制的关系体系中解放主体的同时,又将主体抛入到由资本逻辑所建构的另一个冰冷的控制系统之中。在此,很明显可以看出,在德里克的理论视域中,由资本逻辑所主导的现代性,虽然在打破自然联系与自然控制的意义上实现了客体的主体化,但在另一个维度却又使刚恢复的主体重新陷入到资本逻辑的控制体系之中,进而重新客体化。所以,现代性很重要的一个表征就是在客体主体化与主体客体化的矛盾性境况之间的置换与斗争。

  其次,何为“现代主义”与“反现代主义”?德里克同意鲍曼将“现代主义”视为人们不断摆脱客体化生存状态以实现主体自身、控制世界的努力的观点,但是他进一步明确区分了“现代主义”与“现代化主义”。他认为,“现代化主义”是基于现代化的技术、经济和社会过程的单方面努力,而“现代主义”则与矛盾并存,即勾连了现代化的毁灭性与创造性的双向效应。此外,现代主义力图在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突出主体的位置,着力避免主体的客体化趋势,其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前提存在基本的一致性,因为历史唯物主义认为要从必然性的控制中获得解放,首先需要把握对必然性的认识。而“反现代主义”是作为“现代主义”的衍生词而出现的,并且只有在与“现代主义”的对照中才能获得理解,因为“反现代主义”分享了“现代主义”的内在矛盾。成为反现代主义就是成为现代主义,“因为不参照现代的事物就无法理解反现代主义,并且更为重要的是因为反现代主义本身是由试图实现某些目标的冲动所驱使的,而且这些目标只有在现代的事物露面的情况下才有可能出现”⑧。所以,反现代主义所彰显的并不是要回到前现代的恋旧心理,而是在现代状况下对现代主义异化后果的反抗,其追寻的不过是一种新的现代性而已。以马克思主义为例,它是在面对西方以资本逻辑为核心的现代性在其展开过程中所带来的压抑主体性等异化现象的抗争,尽管它呈现出反现代主义的理论姿态,但并非是反抗现代化、复归前现代的浪漫主义,而是追求超越资本主义现代性的新的现代性目标的实现。

  最后,何为“发展的悲剧”?马克思主义理论深刻把握了现代性的内在矛盾,即清晰地认识到了资本主义“发展的悲剧”并将其内化于批判的理论形式之中。换言之,资产阶级现代化及其文化表达形式的现代性之间存在着深刻的矛盾,资产阶级革命与现代化的推进取得了巨大成就,“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⑨。但与此同时,在文化价值层面它又使得“一切等级的和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⑩。资本主义发展的悲剧在于必然会走向末路,这不是由于其失败所导致的,而恰恰是其成功的必然结果。鲍曼认为,马克思继承了资本主义现代化的积极成果,并基于无产阶级——资本主义现代化的产物——的利益诉求,而对资本主义现代化给予充分肯定,因为无产阶级必然能够在资本主义现代性之中获得充分解放的可能性。但是,存在一个问题便是,无产阶级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作为对资本主义现代性的继承与超越,就其历史基座而言,社会主义所设想的未来现代性必然会将原先在资本主义现代性中已经深刻暴露的矛盾带入到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理论之中。在此,鲍曼敏锐地指出了一个无法从理论上回避的重要问题,那便是社会主义国家既推动现代化又限制现代主义的努力,必然会遭受失败。因为现代性本身所具有的双重维度和矛盾性,必然会困扰社会主义国家。但是,马克思主义对现代性的批判是针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因为资本主义可以通过其压抑性而使矛盾得以充分展开。马克思主义进入20世纪末,对资本主义社会现代性的批判不能作为提供解决现实生活矛盾的一个出路而“出场”,而必须让这个社会进入矛盾之中并寻求解决矛盾的现实路径。哈维同意鲍曼的观点,认为“发展的悲剧”就是在废墟基础上创造一个全新的物质空间与社会空间的同时,也在开拓者的内心创造了一个新的废墟。“说到底,如果不破坏从前过去了的那么多东西,怎么可能创造一个新世界呢?有失才有得,正如从歌德到毛泽东的全部现代主义思想家们已经表明了的”(11)。因为现代性的显著特征便是“创造性的毁灭”——源于实施现代主义的规划时所面临的实际困境。

  三 矛盾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毛泽东重构中国现代性的核心话语

  德里克对毛泽东与现代性关系解读最为显著的特点是,其并非如一些后现代主义者一般基于反现代性立场将毛泽东刻画为“反现代性”的后现代草根浪漫主义者,也区别于后殖民主义者基于民族主义立场将毛泽东装扮为拒斥西方现代性的后发国家的民族主义斗士。而是深刻地根植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谱系之中,紧密围绕毛泽东的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张力关系格局,阐释毛泽东与现代性的关系问题。在其中,矛盾构成了德里克解读的切入点。因为矛盾不仅是毛泽东思想的核心理论范式,而且也构成了理解毛泽东思想自身矛盾性的关键所在。

  德里克将毛泽东与现代性相互挂钩的研究策略是为了从更为宏大的视野把握毛泽东思想的“发展路径”,更为深刻地解释第三世界和中国现代性的历史图景。在此,他将现代主义视为对发展矛盾性的认可,这一规定具有如下的提示性意义,即“毛泽东思想已经作为一种结构要素而把一种对现代性极为模棱两可的态度嵌入了现代主义之中。此外这一探讨还会告诉我们毛泽东思想把中国的现代性看做是矛盾的相互作用,而它自身的矛盾性则是解决这些矛盾的一种策略”(12)。换言之,一方面,毛泽东思想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的运用与发展,其本身延续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关于现代性与现代化的矛盾态度及其相互关系的矛盾;另一方面,在毛泽东思想的理论体系中,矛盾始终居于核心地位,其从根本上拒斥任何包容调和矛盾的努力,而主张通过矛盾的充分暴露与矛盾双方的相互斗争来把握多重复杂(“流逝”、“冲突”与“分裂”)的矛盾世界,这就是毛泽东关于现代性的双重矛盾心理。但是,毛泽东的这种反现代主义并非如一些学者所言是封建残余思想的复活,也不是为了单纯回到前现代的浪漫主义理想,其本身就是中国现代性的产物。中国现代性在本质上从属于第三世界现代性,因而在空间性与时间性等维度比马克思关于现代性的设想更为复杂和多向。具体而言:

  毛泽东所能接触的中国传统文化(在本质上是对小农经济的理论反映)资源库,不可能为他提供任何关于现代化与现代性的理论话语。在这种情况下,马克思主义肩负了为毛泽东提供现代化与现代性理论话语的重要角色,并且毛泽东在他的理论构架中将这些话语置于复杂的矛盾性生存状态,这主要是通过他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独特性理解得以呈现的。将马克思主义理论运用于中国,毛泽东不是如教条主义一般只需学会简单照搬几个马克思主义单词、概念,而是需要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分析中国国情,用现代性来阐释中国实际经验。因此,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语言进行新的整合、建构新话语表达形式成为其内在必然要求。“毛的马克思在思想在现代性上打上了中国历史处境的烙印,正是这一处境导致了中国现代性的产生,并因此为现代主义在中国社会所采取的形式提供了重要的线索,这个社会是作为客体而不是主体而被迫进入现代性之中的”(13)。中国人民是在面临亡国灭种的危机下直面现代性,因而就不仅仅是解释和把握现代性的问题,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在此过程中寻得自身在世界生存的主体性。在这里,中国现代性的内在矛盾不仅具有了现代主义一般意义上所存在的主体客体化与客体努力实现自身的矛盾性状况,而且也存在因为中国作为半殖民地的现实生存图景所导致的实现民族独立的更为宏大的主体性恢复、传统价值信仰系统在外力冲击下趋于崩溃所导致的中国人民重新寻求自身在宇宙世界中的生存价值与意义的努力。

  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革新集中体现在“马克思主义的具体化”的范式之中,这一范式是民族目标与社会主义目标的相互结合。毛泽东在全球性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发出中国自己声音的要求,不仅对于中国革命与建设的具体实践产生了重要意义,而且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也发挥了重要影响。德里克认为,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解释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阐释途径,在某种程度上掩盖了“结合”过程的复杂性。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具体化既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应用”,也是对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空间”、“民族空间”的融合,亦是对马克思主义表达风格的“中国式”改造,是马克思主义与具体历史情境多元需要的契合,从根本上是“实践改造”(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改造中国实践)和“理论改造”(基于中国具体历史环境改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双向统一。在德里克看来,毛泽东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深刻历史意义,并非体现在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作出了所谓深远发展,而在于运用它的思维结构表达了这一历史情境中的问题,“它以全球性的视角重铸了马克思主义,其结果不仅具有政治意义而且具有理论意义”(14)。毛泽东对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特殊性的塑造,不是基于脱离中国具体实际的抽象概念的演绎,而是深刻地根植于中国具体历史情境之中,通过对中国社会结构和历史动力论的重新认识来彰显这种特殊性。中国社会的具体历史情境,就是中国社会被置于全球性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的过程之中。

  这一具体历史情境,内在规定了中国现代性问题的特殊性:首先,中国现代性问题同样是欧洲现代化力量的产物,但是其从根本上不是中国自身内部发展的产物,而是根植于欧洲现代化。因此,中国先进分子在19世纪遭遇到现代性问题时,现代化在中国尚未布展,仍处于“未来时”的状态。中国先进分子通过对在异国他乡如火如荼进行的现代化的认识,不可避免导致“落后的焦虑”的集体心理结构的形成。但是,欧洲的现代化在向第三世界民族国家的扩张过程中,又伴随着武力的侵略,因而表现出特定的毁灭性。当然,这也导致了中国先进分子一方面希望通过学习欧洲现代化以实现民族自强复兴与以主体性姿态进入世界历史进程,另一方面也希望通过对西方现代性毁灭性力量的认识,在吸取西方现代性积极意义的同时,结合中国固有的传统资源,以期规避这种毁灭性,从而创造一种新的现代性。其次,作为中国现代性直接政治产物的民族主义,构成了中国现代性复杂性的重要维度。“民族主义展示了既可以成为现代化的推动力,又能抵制和克服现代性的因素的希望。民族主义意识形态既是现代主义的又是反现代主义的”(15)。因为民族主义希望通过创造新的政治来改造旧的中国,但是要保持中国特有民族特性的话,又必须求助于前现代的历史遗产——与现代性、现代化的要求相冲突——将这种民族特性铸就出来。再次,中国现代性经验的毁灭性的特征(外来入侵因素)造成了国人对现代性价值和本土价值观的否定。民族主义在彰显本民族特色的同时,又强化了反现代主义的倾向。中国人在20世纪上半叶跨入到由西方现代性所开启的广阔的文化与知识空间时,中国文化自身陷入到了动荡与飘摇的漩涡之中。“中国人与现代性的斗争……显示出中国人无法使自己从过去的沉重包袱中解脱出来;这场斗争陷入到两种不同的现代性之间的夹缝之中,其中,一种现代性是霸权主义的现实,另一种现代性则是一项解放事业”(16)。这就构成了毛泽东不得不面对的中国现代性的矛盾性。

  上述中国现代性问题的三大特殊性,对毛泽东建构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毛泽东所开启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范式,不仅是基于马克思主义理论视野对中国问题的思考,也是从第三世界和民族国家立场上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反思,这是一种充满矛盾的相互建构关系。首先,毛泽东使用“具体化”一词,“表达了一种推理,这种推理并不是从逻辑出发来论证他所提出的纲领,而是试图借助比喻的力量来抵消这一纲领所具有的矛盾性”,是为了从根本上创造一种既区别于中国以往一切价值信仰系统也区别于西方资本主义价值典范的新的意识形态产品(17)。其次,毛泽东又是从第三世界的立场来观察、反思马克思主义,加之资本主义在中国是以帝国主义的形式而“出场”的,“为了一场反对资本主义的社会革命而进行的社会主义斗争,不可避免地同争取民族解放和民族发展的斗争结合在一起……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因而无法和摆脱帝国主义霸权而获得解放的斗争分离开来”(18)。这一问题在另一个维度又消解了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在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谱系中的普遍性意义。因为从第三世界社会和民族国家的立场出发,预设了毛泽东的社会主义理想与源于西欧资本主义发展必然性的社会主义理想之间的间距,在前者的理论构想中必须建立国家以维持民族生存、发展经济以抵御外敌入侵和重建传统文化。最后,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是全球性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反映,是以中国民族形式进行言说的,是毛泽东作为一个中国人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表达其对中国问题的关心。运用中国传统民族语言重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表达形式,使其融入到中国人民的日常文化心理结构之中就显得极为必要。换言之,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本土化的努力,其实协调了马克思主义普遍性和地方特殊性之间的矛盾,并且如德里克所言其本身也构成了现代主义与反现代主义之间的相互抗衡。这场抗衡带来了一种新的现代性——中国在1949年以主动的姿态进入了全球性的历史进程。

  四 豪情与悲壮的矛盾体:关于对毛泽东重构中国现代性的评价

  德里克认为,毛泽东为了解决中国社会现实矛盾的探索过程呈现出特定的矛盾性:一方面,毛泽东将矛盾视为运动的始源,当然矛盾也构成了革命生命力的象征,矛盾间的相互斗争构成了革命运动不断向前发展的基始性动力。另一方面,毛泽东又相信自己能为矛盾的解决提供“正确答案”,因而按照自己的意志来构造矛盾,进行社会试验。矛盾间的相互冲突、斗争,构成了毛泽东的理论信仰,而对这些概念理解必须置于特定的范畴与幅度之中,即根据这些概念在社会结构中的作用大小将其进行逻辑序列的划分。但是,毛泽东坚决反对将矛盾概念置于上述范畴之中。毛泽东对矛盾的理解综合了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中的相关思想,并且借助中国现代性经验来阐释这一概念。“中国近代史表明并标志着‘矛盾’这一抽象事物的具体展开。矛盾和中国现代性之间的关系并不是一种外在的关系,因为只有当解释结构同社会历史现实达到一致性时,矛盾作为认识论才会有效。”(19)在毛泽东的矛盾概念中,一方面将相互矛盾的需要调和起来,另一方面,各个因素之间又不可以相互化约。所以,毛泽东矛盾范式的核心内涵便是,基于中国具体历史情境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建。在这里中国具体历史情境表现为多方面的矛盾:社会革命与民族解放斗争的矛盾、小农社会现实与社会主义革命的矛盾、农民作为革命主力与经典马克思主义关于工人阶级领导地位设定之间的矛盾。马克思主义的经典理论范畴无法涵盖中国社会的具体历史情境,因而毛泽东必须将上述矛盾性视为不可化约的因素,并着力通过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改造来描述上述矛盾。

  但是,德里克认为,毛泽东运用“矛盾”概念取代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生产方式”分析范式的做法会产生一定的问题,因为以矛盾的观点对待“客观实在”,其就变成了主体视域中的解释和建构对象,因而也消解了它的客观性,使得实践表现出多种可能性。毛泽东坚持自己对于矛盾的解释,而压制与其不同的解释方式,将革命实践理解为对矛盾的解决并提升到政治层面。而这在德里克看来,混淆了寻求矛盾与解决矛盾之间的区别,忽视了革命蓝图与革命过程的矛盾,革命理想使得革命过程本身乌托邦化了(20)。德里克最后认为,毛泽东思想的矛盾性本身就是由中国现代性问题所具有的矛盾性所决定的。因为中国近代以来现代化历程或现代性在异域性中国开展的历史,首先就其逻辑前提而言是现代性作为西方资本主义发展的结果——其本身也从另一侧面构成了促进资本主义发展的基础,在中国古老的前现代社会很难从根本上生发出现代性的逻辑张力,即使中国从本土生存境况出发可能会最终导致现代性的催生,但也需要经历较长的发展时期。所以,就此意义而言,近代中国首先是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逐渐形成过程中被动接受西方的现代性思潮。但是,现代性在中国的开展又具有其自身的特殊性,即中国作为后发国家在西方武力侵略的背景下接受现代性,由原先“天朝国度”转向落后挨打的“劣等民族”的巨大心理落差的集体心理无意识条件下面向西方的现代性,因而形塑了现代性在近代中国展开的“异质性”轨迹,即正如有学者所言的“反现代性的现代性”。毛泽东在理论与实践探索过程中,继承了这一矛盾性特征,并且使得其实践和结果呈现出特定的矛盾性,即一方面,他坚信人类具有不断超越的能力,能够创造一种新的现代性,但是最终却又重新回到更为深刻的现代性矛盾之中;另一方面,毛泽东晚年理想试验的挫折,又动摇了克服现代性矛盾的可能性。正是在此意义上,德里克将“文革”视为是追求新的现代性、批判摆脱资本主义的最后一次痛苦挣扎,但是全球化的趋势向人类彰显了也许并不存在这样一种可能性,除非将现代性的毁灭性视为人类生存的前提而加以接受(21)。正如英国著名马克思主义学者佩里·安德森在批评鲍曼对现代性的非历史主义和美学崇拜式解读时所言,第三世界社会的现代性并没有为现代性发展提供永恒的源泉,一旦第三世界的具体历史情境消失时,现代性必然会重新复归到欧洲道路(22)。所以,德里克在此意义上认为,毛泽东重构现代性的努力是一种既豪迈又悲壮的矛盾集合体,而其本质上是由现代性的内部矛盾、中国现代性问题的矛盾性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矛盾性等多重矛盾所构筑的坚实空间所导致的。

  从总体上而言,德里克从现代主义视角介入毛泽东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路径,是一项重要的理论创新与探索性思考。传统毛泽东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要么将理论视角聚焦于单纯理论体系的比较性、对照性解读,要么将研究重心转移到对单纯实践经验的所谓理论透视,而很难引入新的理论参照性与支援背景,这也是毛泽东研究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领域在经过数十年无数学者的深度耕犁之后,后续研究者在理论土壤的肥力下降背景下难以寻求到新的理论突破点的主要原因所在。德里克从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现代性批判的历史线索出发,将毛泽东领导的中国革命与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置于资本主义现代性霸权与后发民族国家另类现代性抗争的结构性矛盾之中加以综合考察,在很大程度上拓展了国内毛泽东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理论空间。因为从实际而言,中国近代以来历史的书写除了我们较熟悉的革命叙事模式之外,引入现代性的视角,即从中国近代所遭遇的核心议题——现代化的张力与现代性焦虑的“力场”来透视中国近代社会历史,无疑极大拓展了理论研究的视角与参照系,在此背景下毛泽东研究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必然会寻求出一种新的理论生长点,这也是本文着力介绍德里克眼中的毛泽东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要理论考虑所在,尽管笔者并不完全赞同德里克研究中得出的具体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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