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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毛泽东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形成的贡献

  来源: 时间:2017年07月28日 作者:彭国甫    编辑:王耐 字体: 【      】 

  毛泽东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奠定了制度和理论基础,提供了指导思想和方法以及历史借鉴。系统研究毛泽东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形成作出的杰出贡献,是全面、系统、深入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内在要求。

  一、奠定了制度基础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对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作出的卓越贡献主要体现在社会主义经济、政治、科学文化、国防外交等领域内的制度和方针的建立上。这些贡献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奠定了制度基础。

  (一)创立了社会主义公有制

  1953年8月,毛泽东指出:“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基本上实现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提出,是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根据列宁关于过渡时期的学说,借鉴苏联的经验,在认真总结新中国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经验的基础上提出来的,其中毛泽东起的作用最大,特别是毛泽东在总结领导农业互助合作经验的基础上,提出采取农业互助合作从初级形式向高级形式逐步前进的办法,引导农民走上农业集体化道路,实现了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在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中,对于公有制应是什么形式和内涵以及应该如何发展变化,并没有具体答案,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的伟大理想与中国实际情况相结合并付诸实践,这本身就是一个伟大的革命创举。1954年9月,第一届人大一次会议由毛泽东提议将这条总路线写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用法律形式确定下来。1956年,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标志着中国已经从新民主主义社会进入社会主义社会,我国开始进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毛泽东主张的公有制是“一大二公”的社会主义,即所有制规模大、公有化程度高。改革开放以后,在坚持毛泽东公有制的基础之上,邓小平提出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份并存”的思想,江泽民提出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思想,胡锦涛在十七大报告中提出了“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坚持平等保护物权,形成各种所有制经济平等竞争、相互促进新格局”。

  (二)建立了我国的基本政治制度

  伴随着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确立,以毛泽东为首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建立了我国的基本政治制度。一是根据国情制定了我国第一部社会主义宪法,确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创建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1953年底,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以毛泽东为主席的、由32人组成的宪法起草委员会,经过党内外、全国上下反复讨论、修改,形成了我国第一部社会主义类型的宪法。在这部宪法中,明确规定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和我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二是提出了八字方针,为创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奠定了基础。1956年,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明确宣布:中国将仍不照搬苏联的一党制,而是继续坚持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实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三是提出了民族区域自治地方实施特殊的法律制度,为创立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打下了基础。1952年,毛泽东亲自签署宣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实施纲要》。在此基础上,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等领导集体不断地发展这项政治制度,一共进行了四次修宪,确立了十六字方针,建立健全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三)确立了繁荣我国科学文化事业的基本方针

  毛泽东在1956年4月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这是促进艺术发展和科学进步的方针。毛泽东认为:“艺术上不同的形式和风格可以自由发展,科学上不同的学派可以自由争论。利用行政力量,强制推行一种风格,一种学派,禁止另一种风格,另一种学派,我们认为会有害于艺术和科学的发展。”①毛泽东在1956年8月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以及后来的其他谈话中,阐明了对待古今中外一切文化成果的“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方针。在发展科学技术与教育事业上,毛泽东提出“向科学进军”,并指出要建设宏大的工人阶级知识分子队伍。毛泽东曾指出,在工人阶级和知识分子宏大的队伍没有造就以前,工人阶级的事业是不会充分巩固的;无产阶级如果没有自己宏大的技术队伍和理论队伍,社会主义是不会建成的。改革开放以来,在坚持毛泽东繁荣我国科学文化事业的基本方针的基础之上,邓小平提出了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建设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以及培养“四有”公民,提高民族素质的思想。江泽民提出了建设先进文化的思想,“三个代表”其中之一就是“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胡锦涛提出了坚持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构建和谐文化的思想。

  (四)确立了国防建设和对外关系的基本方针和政策

  在社会主义国防建设上,毛泽东提出必须加强国防,建设现代化革命武装力量(包括海军、空军以及其他技术兵种)和发展现代化国防技术。他不仅提出了实现国防现代化的任务,而且逐步形成了一整套关于国防现代化建设的思想。在完成国防统一大业上,毛泽东在不同场合阐明了和平解放台湾的方针。在对外关系上,毛泽东一直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在对外关系上取得的最重大的成果是改善了与美国、日本等大国的关系,从而为改革开放奠定了基础。1974年2月,毛泽东同赞比亚总统卡翁达谈话时第一次提出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在三个世界划分战略思想的指导下,我国在对外政策方面进行了一系列必要的调整,加强了同广大第三世界国家的团结合作,积极改善了同第二世界国家的关系,为邓小平改革开放创造了良好的国际环境。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在坚持毛泽东提出的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的基础之上,分别提出了“一国两制”、“八项主张”、“和平崛起”等重大战略方针和政策。

  二、奠定了理论基础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经过艰辛探索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一系列有价值的理论成果,这些成果为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奠定了理论基础。正如邓小平所说:“从许多方面来说,现在我们还是把毛泽东同志已经提出,但是没有做好的事情做好,今后相当长的时期,还是做这件事。当然,我们也有发展,而且还要继承发展。”②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哲学理论基础是毛泽东的哲学思想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哲学理论基础是什么呢?一般地说,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这是因为我们党的初始指导思想就是马克思主义,作为其核心组成部分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自然成为中国共产党指导思想的哲学基础。特殊地说,是以毛泽东的《实践论》、《矛盾论》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为代表的哲学理论。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造性发展,使中国共产党有了自己的哲学理论体系,毛泽东的哲学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发展的主要载体。邓小平虽然也有自己的哲学思想,但他所用的哲学基本概念、范畴来自毛泽东;分析问题的哲学思路与毛泽东一脉相承;其哲学思想的基本结构和主要方面,也没有超出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大框架。不仅邓小平的哲学思想从根本上说属于毛泽东的哲学思想体系,而且邓小平后的其他领导人的哲学思想也属于毛泽东哲学思想体系。可见,毛泽东哲学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哲学理论基础。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对毛泽东新中国成立后的探索成果的继承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取得了重要成果,如关于十大关系的

  思想、人民群众是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力量的正确思想以及四项基本原则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继承了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后探索社会主义建设规律过程中提出的积极思想成果。例如,在群众史观问题上,毛泽东指出,人民群众享有物质利益是最基本的权利,但不是唯一的权利。人民是国家的主人,他们不仅享有经济的权利,而且享有政治的权利、文化的权利。毛泽东强调,要让人民群众最大限度地享有民主自由的权益,一切压制和侵害人民群众合法权益的现象,都必须加以抨击。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继承、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的群众史观。邓小平指出:我们的各项工作都要以人民“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为标准。他还指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我们当前最大的政治,因为它代表着人民的最大的利益,最根本的利益。”③江泽民更加明确地指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我们工作价值的最高裁决者。”④胡锦涛在十七大报告中明确指出,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必须要坚持以人为本。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对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后的探索成果的创造性发展

  毛泽东建国后,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取得的重要成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起到了奠基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对毛泽东建国后的探索成果的创造性的发展。对中国国情的认识上,从毛泽东“社会主义两个阶段”的提法发展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在发展道路上,从毛泽东“走一条中国自己的建设道路”的提法发展到“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再到“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经济模式上,由毛泽东提出的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和“发展商品生产与商品交换”的思想发展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外交关系上,由毛泽东“虚心向外国学习”的提法发展到“对外开放”国策。在发展战略上,由毛泽东提出的“两步走”发展到“三步走”,等等。由此可见,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实现了从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若干零散的、局部的、一时的、较为具体的或者正确但没有开展的认识到符合中国社会的客观实际、较为完整、更为宏观、论证严密、更高层次的系统化认识的飞跃。

  三、提供了指导思想和方法

  建国后,毛泽东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形成了许多指导思想和方法,比较突出地体现为以下五个方面,这些指导思想和方法,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起到了巨大的指导作用。

  (一)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实际的“第二次结合”

  马克思主义理论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思想原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原则。建国后,毛泽东开始探索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实际的“第二次结合”。1956年4月4日,毛泽东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指出,“现在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们要进行第二次结合,找出在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⑤。这是毛泽东第一次提出“第二次结合”的光辉思想,向全党提出了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结合起来,在实践中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和模式的重大课题。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在这方面的探索,是我们党在社会主义模式和道路问题上最初尝试取得的重大成果。1956年4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书记处研究苏共教训的会议上指出:“我认为最重要的教训是独立自主、调查研究,摸清本国国情,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则同革命和建设的实际结合起来,制定我们的路线、方针、政策。”⑥同年,毛泽东向全党发出号召,在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同中国实际的结合中,探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正确道路,“我们必须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实际,并且同全世界革命的实际,尽可能好一些结合起来”⑦。毛泽东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这一基本的思想原则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形成的思想基础。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都是在坚持这一原则的基础上取得的伟大的理论成果。正如胡锦涛在十七大报告中精确概括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之所以完全正确,之所以能够引起中国发展进步,关键在于我们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道路的基本原则,又根据我国实际和时代特征赋予其鲜明的中国特色。”⑧

  (二)用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指导社会主义建设

  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毛泽东十分重视用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来指导社会主义建设。坚持实事求是,一方面,体现在他对调查研究的重视上。1956年,毛泽东用了一个半月的时间,做了一次系统的经济问题的调查,写出了《论十大关系》,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进行了初步探索。1960年底,经过“大跃进”教训的总结,毛泽东再次提出要“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他说:我们党是有实事求是的传统的。最近几年,调查做得少了,不大摸底了,大概是官做大了,我这个人就是官做大了,从前在江西那样的调查研究,现在就做得很少了。请同志们回去,大兴调查研究之风,1961年要搞一个“实事求是年”。为此,毛泽东亲自组织调查组,分赴浙江、湖南、广东做农村调查,在他的号召和带领下,全党深入调查研究,制定了《农业六十条》、《工业七十条》等条例,对于纠正“大跃进”的“左”的错误和恢复国民经济,起到了积极作用。坚持实事求是,另一方面体现在毛泽东反对照搬苏联模式,从中国实际出发搞社会主义建设。20世纪50年代,毛泽东同志就曾提出,要“以苏联的经验为戒”,从中国实际出发搞社会主义,不要照搬苏联的社会主义模式。他明确指出:“最近苏联方面暴露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他们走过的弯路,你还想走?过去我们就是鉴于他们的经验教训,少走了一些弯路,现在当然更要引以为戒。”⑨可见,毛泽东反对用苏联模式建设我国的社会主义。以《论十大关系》为开篇,在党的八大前后,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提出了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重要思想。正如毛泽东后来所说:“一九五六年四月的《论十大关系》,开始提出我们自己的建设路线、原则和苏联相同,但方法有所不同,有我们自己的一套内容。”⑩邓小平指出:“我们取得的成就,如果有一点经验的话,那就是这几年来重申了毛泽东同志提倡的实事求是的原则。”⑪江泽民指出:“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是统一的。”胡锦涛指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是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是我们适应新形势、认识新事物、完成新任务的根本思想武器。”可见,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都继承并不断发展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三)用统筹协调的方法来指导社会主义建设

  新中国成立后,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党中央领导集体,在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时,形成了以《论十大关系》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为代表的新思路。《论十大关系》提出协调的基本方针和主要目的是“调动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尽可能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⑫。协调的基本方法是统筹兼顾,统一协调;协调的对象是“十大关系”。在这一基础上形成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就社会主义建设中的某些迫切问题作了更为集中、深入的论述,尤其提出了经济领域的“统筹兼顾、综合平衡、适当安排”,政治领域的“正确区分和妥善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文化领域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等具体协调的思想和措施,进一步明确了“统筹兼顾、统筹安排”的基本方针,对建国后我国经济的快速恢复和发展、全国各族人民大团结局面的形成以及文化艺术领域的空前繁荣起到了极为重要的推动作用。《论十大关系》中所蕴含的宝贵思想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有很强的指导意义。邓小平理论中“两个大局”的思想、“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中的可持续发展战略以及科学发展观中“五个统筹”的方法,都是对毛泽东“统筹协调”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四)运用人民内部矛盾学说指导社会主义建设

  1957年1月,毛泽东在全国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中明确指出:“怎样处理社会主义社会的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这是一门科学,值得好好研究”⑬,从而把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突出而鲜明地提了出来。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根据当时的国际国内形势,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作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重要讲话。毛泽东运用人民内部矛盾学说指导社会主义建设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第一,毛泽东提出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是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他说:“在我们面前有两类社会矛盾,这就是敌我之间的矛盾和人民内部的矛盾,这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类矛盾。”⑭第二,毛泽东提出了解决两类矛盾的基本方法。他说:“我们历来主张,在人民民主下面解决敌我之间和人民内部这两种不同性质的矛盾,采用专政和民主这样两种不同的方法。”⑮第三,毛泽东提出两类矛盾在一定条件下可以相互转化。他说:“在一般情况下,人民内部的矛盾不是对抗性的,但是如果处理的不适当,或者失去警觉,麻痹大意,也可能发生对抗。”⑯第四,毛泽东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是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他特别强调:“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是一个总题目。”毛泽东关于人民内部矛盾的学说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方法基础。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构建和谐社会以及科学发展观都运用了毛泽东关于人民内部矛盾的学说来指导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同时不断完善与发展这一学说,并提出了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

  (五)发展商品生产,利用价值规律的经济哲学思想

  如何看待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这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历史上长期没有明确解决的重大问题。马克思、恩格斯曾预言,共产主义是一个没有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社会。“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带来的问题深深地触动了毛泽东,促使毛泽东认真思考商品经济问题。毛泽东对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问题发表了系统和独特的见解:第一,分析了商品生产的社会性质,提出了“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的概念;第二,中国商品生产很不发达,需要有一个发展商品生产的阶段;第三,针对斯大林关于商品生产只限于生活资料的观点,毛泽东指出,商品生产的活动范围不仅限于个人消费品,有些生产资料也是商品;第四,认为应该充分利用商品生产这一有利工具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第五,两种所有制的存在是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存在的主要前提,其最终结果取决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毛泽东进一步认为价值规律在我国还起作用,并逐渐形成了他对价值规律的认识:第一,价值规律是客观经济规律,不能违背,只能利用;第二,价值规律在生产资料各部门之间和生产领域内也发生作用;第三,所有的经济单位都要利用价值规律进行经济核算。总之,毛泽东认为,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不仅是资本主义及以前小商品生产的重要经济规律,也是社会主义生产的重要规律,在社会主义国民经济中仍起广泛的作用。毛泽东从经济规律的相互联系中研究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显然已突破了传统观念的束缚,也更加符合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实际,对于当时的社会主义建设发挥了重要的指导作用,在社会主义理论发展史上也有承前启后的意义。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发展商品生产、利用价值规律的经济哲学思想,并提出了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思想。

  四、提供了历史借鉴

  在经济文化落后的大国,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是一个需要长期探索的历史性课题。既然是探索,就难免发生失误、出现曲折。由于历史的局限,毛泽东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过程中,出现了一些失误,例如,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经济建设中的急于求成思想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在这些理论和思想指导下,毛泽东超越历史发展阶段,错误地发动了“大跃进”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并且错误地估计形势,发动了文化大革命,使得党和国家以及人民遭受了严重的损失。这对于我们后来在新的历史时期积极探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提供了借鉴,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形成具有十分重要的参考价值。恩格斯说:“没有哪一次巨大的历史灾难,不是以历史的进步为补偿的。”“一个聪明的民族,从灾难和错误中学到的东西会比平时多得多。”邓小平指出:“我们根本否定`文化大革命',但应该说`文化大革命'也有一`功',它提供了反面教训。没有`文化大革命'的教训,就不可能制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思想、政治、组织路线和一系列政策。”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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