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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毛泽东法制思想的形成、发展、基本原则及主要内容

  来源: 时间:2017年07月28日 作者:白明政  编辑:王耐 字体: 【      】 

  毛泽东法制思想,是指毛泽东同志从无产阶级立场出发,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对法制问题提出的一整套理论和观点,是他把马克思主义法学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过程中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是毛泽东思想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长期以来,人们对毛泽东法制思想研究得不够,一些人贬低甚至否定毛泽东法制思想,要么认为他对法制只有零星论述,没有系统理论,难以成为我国法制建设的指导思,要么认为他重人治不重法治,是法律虚无主义者,根本没有法制思想。事实上,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在加强法制建设的同时,就形成了一系列的法制思想,并且从第二次国内内革命战争时期开始至今,一直是我们法制建设的指导思想,因此我们不能因为他晚年犯的一些错误,而否定其法制思想的存在和指导作用。

  一、毛泽东法制思想的形成及其发展过程

  从毛泽东参加革命活动到1934年,是毛泽东法制思想初具轮廓的时期。1918年,毛泽东在组织“新民学会”进行革命活动时就认识到革命组织必须有一个明确的章程。1935年到1945年,毛泽东法制思想从两个方面得到体现和发展。一是国共两党合作抗战要有共同遵守的纲领和抗战胜利后共同建国的纲领;二是革命根据地政权建设的理论。

  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全民族抗日统一战线建立以后,毛泽东深刻总结了第一次国共合作的经验教训,强调建立一个实行共同抗战到共同建国的纲领的重要性。他指出:国共两党必须“真实地承认并执行一个共同纲领”,即“从共同抗战到共同建国”的纲领,“并使这个东西为国共两党及全国各界所实心承认并实心求其实现。”[1]毛泽东认为,有一个共同的纲领,能保证两党真心地抗战,但是有了共同纲领又必须保证不许任何一方撕毁。毛泽东指出:“今后症结不但在于要有一个纲领而且要保证永不许任何一方撕毁这个纲领,这是一件最中心的事。”[2]

  抗日革命根据地政权建设的理论,充分体现了毛泽东的法制思想。陕甘宁边区的政权建设是各抗日革命根据地的模范。在党中央和毛泽东的领导下,陕甘宁边区政府设立了代表各抗日阶级、阶层、团体利益的民众参政会,政权建设坚持“三三制”的原则。陕甘宁边区政府参政会召开过四次代表大会,制定颁布了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各方面的法律、法令和条例,构成了比较完备的法律体系。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在《第二次参政会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边区的司法制度是民权主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保护民权、政权,打击汉奸、土匪,不收诉讼费用;人民可以随时对违法公务员提出控告;公审公判,审判时重证据,禁止刑讯;对罪犯实行惩办与教育相结合的方针。在司法实践上,一方面注重法律,另一方面又重视人民的意见,使法律与民意相结合,如广泛推广马锡五审判法。在组织机构上,进一步健全司法机关和检查机关。这一时期,毛泽东写的《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新民主主义论》、《新民主主义的宪政》、《抗日根据地的政权问题》、《论政策》、《论联合政府》等著作和报告中比较系统地体现了毛泽东的法制思想。主要是,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根据地的政权建设中,都要有一个较为详尽的纲领,这些纲领要体现民族的意愿,并有一定的物质保障;在执行法律与政策时,要坚持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的原则,尊重民意,要加强干部的教育,使干部带头自觉执法、守法、依法办事,接受人民群众监督;制定法律也要善于抓住时机,时机不成熟,民主政治没有建立,即使制定出法律也是难以实际执行的;政权建设中以民主集中制为原则,加强党的领导,主要是加强党的政治领导。

  从1945年到1957年,是毛泽东法制思想得到比较全面发展的时期。毛泽东总结了解放区政权建设的经验,领导制定了《共同纲领》,并在此基础上于新中国成立后的1954年,制定了我国第一部宪法。从而极大地促进和保证了我国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的制度化和法律化,形成了以“五四宪法”为中心的法律体系。

  1946年,国民党蒋介石撕毁《双十协定》,挑起内战。此后的几年中,党和毛泽东主要是领导军事斗争,但仍然没有放松加强解放区的政权建设,注重对法律、政策的执行。随着解放战争事业的胜利进展,党和毛泽东规划着建立新中国的蓝图。毛泽东写的《关于建立报告制度》、《关于健全党委制》、《党委会的工作方法》、《在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上的讲话》、《论人民民主专政》等著作中,都强调了法律、政策的重要性,论述了执行法律政策的基本原则;强调了健全制度对于革命事业的重要性,强调了有一个明确的章程并依靠章程进行活动是革命获得成功的重要条件之一;强调了制定法律和政策必须从实际出发,要有客观的社会环境,执行过程中要特别注意反对教条主义,要联系实际情况,在不同的时期,对不同的问题要采取相应的措施,严格分清打击的对象;强调人民政府的活动要依据一定的法律程序进行,不能凌驾于法律之上。

  新中国成立前夕,党和毛泽东领导制定了《共同纲领》,起了临时宪法的作用。在《共同纲领》的指导下,组建了中央人民政府和各级人民政府,民主选举产生了国家各级领导机关,实现了有法可依,依法建国。在党和毛泽东领导下,1954年,召开了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和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部宪法以及各种法律、法令、条例,开始实行依法治国。毛泽东写的《镇压反革命必须打得稳,打得准,打得狠》、《关于“三反”“五反”的斗争》、《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著作,对立法、司法等各方面的问题作了深刻的论述。

  从1957年到1976年,毛泽东法制思想逐步受到破坏和践踏。毛泽东本人逐渐理论脱离实际,由尊重法律,强调法制,逐渐变为不重视法律,轻视法制,实行个人专制,导致他发动了“文化大革命”。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和人民才从“文化大革命”的切肤之痛中深刻地认识到法制的极端重要性,毛泽东法制思想才得到恢复和发展。

  综上所述,毛泽东法制思想的形成发展,可大致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民主革命时期。他从被动地接受诸如封建主义、改良主义、资本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等各种非无产阶级的法律意识,到逐步奠定了其法制思想的无产阶级世界观的坚实基础。1931年11月工农民主专政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在江西瑞金建立,相继制定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中华苏维埃共国的土地法、劳动法、惩治反革命条例和婚姻法等。尽管这些律、法规不甚完善,但这是毛泽东工农武装割据思想的首战告捷,是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大众建立的人民民主政权进行法制建设的一次成功实践,它的历史意义是不可忽视的。在领导根据地政权建设过程中,毛泽东主持制定了一系列保护人民权利、镇压反革命、保护革命政权、保证土地革顺利进行的法律法规,建立了司法机关,确立了司法制度,并成了其无产阶级法制思想的大致轮廓。

  第二阶段是建国初期。这期间他更加重视法制建设,其制思想达到成熟阶段,并最后定型。新中国初期的法制建设,开始时围绕作为建国初期起临时宪法作用的《共同纲领》,继而又围绕“五四宪法”而开展。人民代表大制度作为人民民主专政的组织形式,在《共同纲领》和《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中被予以肯定。1953年公布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并依此法进行了普选。1954年召开了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几个国家机关的组织法,依照宪法和组织法的规定,组成了新的中央国家机关系统。同时在地方上对各级国家机关也进行了组建,从而结束了我国政权建设的临时措施,建立起进一步发扬民主和高度统一的国家组织体系。

  在实现人民民主制度化,以法制形式巩固人民在国家中当家作主地位的同时,毛泽东领导我国人民运用法制手段来实现人民民主专政的职能,完成了这一时期面临的任务。以《共同纲领》为核心的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法制建设,主要围绕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遗留的任务开展:土地改革运动中,制定了土地改革法;在镇压反革命运动中,制定了惩治反革命条例;在“三反”、“五反”运动中,制定了惩治贪污条例。由于立法及时,执法有力,不到三年时间,国民经济得到很快的恢复和发展。据统计,1949年到1957年,仅中央一级颁布的法律法规就达900多件。

  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的全部工作,包括法制工作,都是在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进行的。毛泽东对这一时期法制建设十分重视,他多次过问《共同纲领》的起草工作,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亲自主持宪法的制定,特别提出宪法中要贯彻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的原则;亲自签署公布这一时期的所有法律。1950年婚姻法公布后和1954年宪法公布后,他领导了声势浩大的法制宣传教育运动,并组织人大常委会委员、政协委员、人大代表和各界人土,对肃反工作中执行法律的情况进行了检查。可以说,这一时期有关民主与法制中的许多建树,都是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国家与法的学说,应用于中国民主与法制建设实际所做出的创造性贡献。

  第三阶段是1957年下半年至“文化大革命”期间。在这一时期,由于毛泽东对国际国内形势判断错误,“左”的思想抬头,开始轻视法律的作用,使其法制思想进入了曲折的发展阶段。在1958年8月北戴河会议上毛泽东说过,主要靠决议、开会,一年搞四次,不靠民法、刑法来维持秩序。个别中央领导也在会上指出,实际靠人,法律只作为办事的参考。“文化大革命”期间,在“以阶级斗争为纲”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错误理论的指导下,很多建设事业被搞得面目全非。尽管如此,晚年的毛泽东然不时地关注法制问题。1962年1月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他说过,不仅刑法要,民法也需要,现在是无法无天。没有刑法不行,刑法、民法一定要搞。不仅要制定刑法,还要编案例。“文革”中他针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乱押乱捕、体罚干部群众,曾严厉追问:这种法西斯的审查方式是谁规定的?应一律废除。

  二、毛泽东法制思想的基本原则

  (一)法律的阶级性原则

  毛泽东指出,法律是阶级意志的体现,也是一定时代特征的反映。法律是一个历史的范畴,随着产生它的经济基础和阶级条件的变化而变化。法律作为阶级斗争的工具,将因阶级存在的基础消失而消失。但它的消亡并不与阶级的消亡同步,要比阶级的消灭缓慢得多。“在阶级消灭以后,还会有先进和落后的矛盾,人们之间还会有斗争,还会有打架的,还可能出各种乱子,你不设一个法庭怎么得了呀!不过,斗争改变了性质,它不同于阶级斗争了。法庭也改变了性质。”[3]毛泽东还指出,“法律是上层建筑”,[4]它是由经济基础决定的,有什么样的经济基础便有与之相适应的法律形式。在资本主义国家,“资本家有`议会'以制定保护资本家并防制无产阶级的法律;有`政府'执行这些法律,以积极地实行其所保护与所禁止,有`军队'与`警察'以消极地保障资本家的安乐与禁止无产者的要求”。[5]社会主义国家的法律是劳动人民自己制定的,是人民意志的体现。它维护革命的秩序,保护劳动人民的利益,保护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保护生产力。

  毛泽东在分析我国新民主主义宪政时指出,宪政是什么呢?就是民主的政治。我们要的民主政治,“是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是新民主主义的宪政。它不是旧的、过了时的、欧美式的、资产阶级专政的所谓民主政治;同时,也还不是苏联式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民主政治”,而是“几个革命阶级联合起来对汉奸反动派实行的专政”。[6]民主政治“`为一般平民所共有,非少数人所得而私',就是我们所说的新民主主义宪政的具体内容”,在抗日战争时期,“这样的宪政也就是抗日统一战线的宪政。”[7]毛泽东指出,法制深受产生它的经济基础的影响,它只能保护它的经基础,为统治阶级服务。在阶级社会中,法制是阶级的法制,超阶级的法制是不存在的。社会主义的法制是在无产阶级夺取了国家政权后建立的,它为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服务,是历史上最进步的东西。

  (二)法制建设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的原则

  毛泽东在指导制定1954年宪法时,明确指示宪法要体现民主原则和社会主义原则,“我们的宪法是新的社会主义类型,不同于资产阶级类型。”[8]毛泽东十分重视学习外国一切有用的东西,这里所说的国际经验,主要是参考苏联和各人民民主国家宪法中好的东西,同时,也注意借鉴资本主义国家宪法中的先进思想。他说:“讲到宪法,资产阶级是先行的。英国也好,法国也好,美国也好,资产阶级都有过革命时期,宪法就是他们在那个时候开始搞起的。我们对资产阶级民主不能一笔抹杀,说他们的宪法在历史上没有地位。”[9]为了使党的高层领导懂得法律的一些基本常识,坚持党在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中的领导权,在中央政治局讨论1954年宪法草案初稿前,毛泽东曾为中央领导同志开列了国内外有关宪法的参考文件,其中包括法国1946年宪法,并特别注明它“可代表较进步完整的资产阶级内阁制宪法”。他要求中央领导善于吸收历史上进步的、包括资产阶级民主有用的东西。

  (三)司法过程必须坚持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的原则

  毛泽东谈到1954年宪法时指出,这部宪法之所以得到广大人民群众拥护,主要的“一条是正确地恰当地结合了原则性与灵活性”。“宪法中规定,一定要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实现国家社会主义工业化,这是原则性。要实行社会主义原则,是不是在全国范围内一天早晨一切实行社会主义呢?这样形式上是很革命,但缺乏灵活性,就行不通”,“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的原则,要达到这个原则就要结合灵活性。灵活性是国家资本主义,而且形式上不是一种,而是各种,实现不是一天,而是逐步,这就灵活了”。[10]实践证明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对维护法律体系的统一和尊严起着重要的作用。

  毛泽东指出司法过程必须坚持的原则主要有:第一,必须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因地制宜,因时而异。第二,必须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对罪犯实行强制劳动和教育改造相结合的方针。第三,必须以法律为准则,不能以感情和权力取代法律。司法部门实行独立审判,以法律为准则,不能重罪轻判,或轻罪重判。在执行法律时,不能因违法者的特殊身分或功绩从轻处理。第四,必须实行宽大处理与严厉打击相结合的政策。

  (四)各级政府、组织活动的制度化原则

  毛泽东认为,为了使各级政和各级组织机构活动有法可依,有章可循,进行集体领导,避免个人专断和互相推诿,必须建立健全各项制度。

  首先,必须建立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充分发挥人民代表大会的作用。人民代表大会是我国的政权机关,“必须实行无男女、信仰、财产、教育等差别的真正普遍平等的选举制,才能适合于各革命阶级在国家的地位,适合于表现民意和指挥革命斗争,适合于新民主主义的精神。”[11]

  其次,必须建立健全各项法律制度,使政府和各级组织的活动制度化,一切重要问题必须集体讨论,做出明确决定,然后分别执行。政府活动要在法律或章程的指导下进行,使其有章可循。人民政府只有在法律指导下,才能够保证巩固已取得的成果,实现自己的任务。民主集中制是我们的政体,也是各级政府的组织原则。只有实行民主集中制的政府,才能充分地体现人民的意志。一方面,政府必须是代表人民的政府,保障人民的民主和权利,集中人民的正确意见;另一方面,集中的行政权力执行民主通过的方针、政策、法令,人民必须拥护、支持和服从,同时监督政府执行。政府要虚心接受人民的监督。

  (五)推行法治必须贯彻人人守法的原则

  毛泽东指出,不仅政府的活动要依法而行动,人民群众也必须自觉地守法。首先,要把各项法律解释给人民,使他们明确应做和不应做的界限。只有让群众懂法,才能自觉地去守法。其次,共产党员和革命干部要做守法的模范。任何个人不能因为自己的特殊身份而目无法纪,破坏纪律,凌驾于法律之上;不能靠官、靠职位、靠资格吃饭,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再次,遵守法律就是做法律许可做的事,而不做法律不许可做的事。

  三、毛泽东法制思想的主要内容

  (一)法制建设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

  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也是毛泽东法制思想的精髓。他主持制定的法律都是从各个时期政治经济文化建设的实际需要和可能出发的。在关于1954年宪法草案的报告中,他强调:“搞宪法是搞科学。我们除了科学以外,什么都不要相信,就是说,不要迷信。”[13]他还指出:“现在能实行的我们就写,不能实行的就不写。”[14]在执法过程中,毛泽东要求政法机关必须坚持“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为此,首先他多次强调必须做到重证据而不轻信口供,严禁肉刑逼供。1957年5月他强调:肃反必须确有证据,实事求是,不可过分,过分就是错误。其次,他要求严禁执法中的草率从事偏向。在肃反工作中,针对有些政法工作人员的玩忽职守,他强调指出:轻罪重判不对,重罪轻判也不对。在镇反运动中,毛泽东提出一个“犯罪规格''的概念,他说:“这个工作要注意讲规格,没有规格那是很危险的。要合乎标准才叫反革命,就是要搞真反革命,不要搞出假反革命来”。[15]这个概念是实事求是的结晶。最后,他强调政法机关要坚持“有错必纠”的方针。他说:“发现了错误,一定要改正。无论公安部门、检察部门、司法部门、监狱、劳动改造的管理机关,都应该采取这个态度。”[16]这些都是执法过程中实事求是思想的体现。

  (二)立法执法必须坚持走群众路线的思想

  群众路线是党的生命线。毛泽东一贯提倡“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并把群众路线科学地运用到法制建设中。他说:“智慧都是从群众那里来的。”[17]于是,他主张立法要走领导机关与群众相结合的道路。1954年宪法的出台是一个典型例证。宪法起草委员会提出宪法草案初稿后,组织了800多名各界人士经过两个多月的讨论和修改,才将草案予以公布,接着发动全民进行两个多月的讨论,做了许多修改补充。对此,毛泽东肯定地说:“过去我们采用了这个方法,今后也要如此。一切重要的立法都要采用这个方法。”[18]

  在执法问题上,毛泽东也坚持了群众路线,经常召开座谈会,听取情况汇报,发挥群众对执法的监督作用。在分析和解决预防犯罪、改造罪犯问题中,他同样坚持了群众路线,形成一套依靠群众,预防和制止犯罪、监督罪犯改造的理论,人民调解制度和管制刑种的确立就是具体表现。毛泽东认为法律是人民自己制定的,人民是立法者也是司法者。因而主张坚定地相信人民群众,对于重大案件的审判和判决要让人民知道,认真地做好群众的监督工作,要同群众商量办事,不应与群众脱离。毛泽东说:“没有把群众发动起来,没有群众的监督,就不可能对反动分子和坏分子实行有效的专政,也不可能对他们进行有效的改造,他们就会继续捣乱,还有复辟的可能。”[19]

  (三)法制建设要体现人民权力的思想

  1944年一位美国记者问毛泽东:“你们办事,是谁给的权力?”毛泽东回答:“人民给的。”[20]我们的法律与剥削阶级的法律有本质区别,它是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意志和利益的体现,人民“有同等的人权、财权、选举权和言论、集会、结社、思想、信仰的自由权”。[21]

  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1954年宪法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其他国家机关,一律实行民主集中制。”根据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各民族人民在开拓祖国疆土和缔造祖国灿烂文化中,都作出了重大贡献的实际,1954年宪法还规定:“各民族一律平等。禁止对任何民族的歧视和压迫,禁止破坏民族团结的行为。”从而极大地调动了各民族人民的积极性,有力地促进和保障了我国社会主义革命事业的发展。

  (四)宪政思想

  毛泽东法制思想较多地体现在他的宪政思想中,这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主要任务是推翻三座大山、夺取国家政权有关,也与新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初创、探索分不开。其宪政思想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深刻认识到夺取政权是建立民主宪政的前提。在1940年《新民主主义宪政》一文中,毛泽东谈到宪法与政权的关系时强调,政权、争取独立和民主是建立民主宪政的前提,“世界上历来的宪政,不论是英国、法国、美国或苏联,都是在革命成功有了民主事实之后,颁布一个根本大法……这就是宪法……中国现在的事实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政治,即使颁布一个好宪法,也必然被封建势力所阻挠……所以现在的宪政运动是争取尚未取得的民主”。[22]其次,创立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家政权形式———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指出:人民民主专政有两个方面,即“对人民内部的民主和对反动派的专政方面,互相结合起来,就是人民民主专政。”[23]人民民主专政的思想和理论,在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部宪法(1954年宪法)中加以确认。第三,创立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民主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1940年,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明确指出:“中国现在可以采取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省人民代表大会、县人民代表大会、区人民代表大会直到乡人民代表大会的系统,并由各级代表大会选举政府。”[24]1949年新中国成立,人民代表大会作为我国的政权组织形式,终于为《共同纲领》所确认,1954年又载人了我国的第一部宪法。

  (五)革命法制的继承性思想

  毛泽东认为,1954年宪法“是社会主义的宪法,但还不是完全社会主义的宪法,它是一个过渡时期的宪法”,[25]“它总结了无产阶级领导的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反对官僚

  资本主义的经验,总结了最近几年来社会改革、经济建设、文化建设和政府工作的经验”,“也总结了清朝末年以来关于宪法问题的经验”。[26]这一思想使人民法制建设具有连续性和稳定性,保证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的过渡。

  (六)本国经验与国际经验相结合的思想

  在领导法制建设的实践中,毛泽东提出:既要从根本上划清社会主义民主同资本主义民主的界限,同时又要善于吸收包括资产阶级民主某些形式在内的一切有用的东西。毛泽东指出:1954年宪法“主要总结了我国革命的经验和建设的经验,同时也是本国经验和国际经验的结合”,“我们是以自己的经验为主,也参考了苏联和各人民民主国家宪法中的好东西”。[27]正是借鉴和吸收了国外经验,使得我国宪法具有较多的科学性、权威性,并在国际上产生较大的影响。

  (七)立法要分两步走,实行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的思想

  建国后,中国共产党人认为,从总的方面不能承袭一切旧法统,要彻底废除旧的法律和旧的法律体系,不能让它留下任何痕迹,并在此基础上依照一定的指导原则,创制新的法律和法律体系。毛泽东同时指出,中国革命分两步走,共产党人搞宪法,也要走两步。第一步是新民主主义法制建设,下一步是社会主义法制建设。

  在谈到1954年宪法时他指出,这部宪法之所以得到广大人民群众拥护,主要的“一条是正确地恰当地结合了原则性与灵活性”。他对原则性和灵活性在宪法中的具体体现,还作了深刻的阐述:“宪法中规定,一定要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实现国家社会主义工业化,这是原则性。要实行社会主义原则,是不是在全国范围内一天早晨一切实行社会主义呢?这样形式上是很革命,但缺乏灵活性,就行不通。”“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的原则,要达到这个原则就要结合灵活性。灵活性是国家资本主义,而且形式上不是一种,而是各种,实现不是一天,而是逐步,这就灵活了。”[28]实践证明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对维护法律体系的统一和尊严起着重要的作用。

  (八)“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思想

  毛泽东历来主张“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早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中就规定:“公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抗日战争时期他又指出:各抗日阶级的人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1957年他又强调:“我们要求所有的人都遵守革命法制,并不是只要你们民主人士守法。”[29]不实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保护人民的民主权力就将成为一句空话。为此,毛泽东十分痛恨党和政府中的特权分子和违法乱纪、贪污腐化、官僚主义分子,主张对这些人“轻者批评教育,重者撤职、惩办、判处徒刑(劳动改造)”。[30]还说:“凡典型的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和违法乱纪的事例,应在报纸上广为揭发,其违法情形严重者必须给以法律的制裁。”[31]

  毛泽东尤其不能容忍干部破坏法制的行为。1937年在延安发生了抗大六队队长黄克功逼婚不成枪杀女学员刘茜的案件,对此,一部分从苏维埃根据地来的同志认为,他少年当红军,经过两万五千里长征,有光荣的革命史,主张赦免。毛泽东在给雷经天的信中说:“黄克功过去斗争历史是光荣的,今天处以极刑,我及党中央的同志都是为之惋惜的。但他犯了不容赦免的大罪……如为之赦免,便无以教育党,无以教育红军,无以教育革命者,并无以教育做一个普通的人。”

  [32]“三反”、“五反”时毛泽东严肃指出:对贪污者“轻者批评教育,重者撤职惩办、判处徒刑(劳动改造),直至枪毙一批最严重的贪污犯,才能解决问题”。[33]1953年,他为中央起草的《反对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和违法乱纪》党内指示中再次强调:“凡典型的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和违法乱纪的事例,应在报纸上广为揭发,其违法情形严重者必须给以法律的制裁。”原天津地区负责人、大贪污犯刘青山、张子善被判处死刑就是实例。

  (九)依靠人民群众改造罪犯、制止犯罪的思想

  毛泽东指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动力。我们的法律是保护人民的利益的,我们立法、执法、守法都要走群众路线,相信和依靠群众,领导和群众相结合。建国后,在镇压反革命运动中,毛泽东指出,全国各地已经实行的有效的工作路线就是党的群众路线。凡是完全遵照这个路线去做的就是正确的,反之,就是错误的。他要求全党坚持群众路线,相信和依靠群众,指出:我们应当相信群众相信党,这是两条根本的原理,如果怀疑这两条原理,那就什么事情也办不成了。

  在这方面,毛泽东曾发表过许多精辟的论述,他说:我们要依靠百分之九十几的人民实行专政。没有百分之九十五到百分之九十六的人民,专政是没有力量的。没有百分之九十几的人民起来,只靠公安机关和军队是不行的。对付反革命分子,对付贪污浪费分子单是用行政的办法、法律的办法是不行的,要依靠群众的力量。检察院、法院和公安部门同党的工作,同群众的工作配合起来,这样比较好一些。在镇反运动中毛泽东明确指出,镇压反革命必须实行党的群众路线,打破关门主义和神秘主义,“党委领导,全党动员,群众动员,吸收各民主党派及各界人士参加,统一计划,统一行动”。[34]根据他的意见,全国普遍组织起在基层政府和公安机关领导下的群众性的治安保卫委员会,对清查出的反革命分子,除杀、关、管者外,都放在社会上由群众监督改造。这就是毛泽东依靠群众改造罪犯、制止犯罪的一个创造性的法制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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