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站首页     湖南省韶山管理局    伟人毛泽东    红色之旅    韶山印象    商旅服务    网上导购    互动交流   专题栏目
韶山毛泽东同志纪念馆  |  韶山宾馆  |  韶山毛泽东图书馆  |  毛泽东广场管理处  |  园林环卫管理处  |  供水公司  |  韶山照相馆
 站内搜索:
【 内容阅读 】

毛泽东对抗战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贡献

  来源: 时间:2018年04月13日 作者:  编辑:王耐 字体: 【      】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为一种实践活动,从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开来就已经开始了;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为一个特定命题提出则是在抗战时期。学术界一般认为,1938年10月,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的政治报告中,正式向全党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任务,因而毛泽东是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人,但也有人对此提出了不同意见。笔者认为,张闻天虽然较早在一些场合使用了马列主义“民族化”、“中国化”的概念,但仅仅是在一般意义上使用这个概念,而毛泽东不仅使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概念,而且对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要中国化,以及怎样中国化进行了系统论述,并一直自觉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现。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毛泽东就是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的第一人,也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人。关于毛泽东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方面和实践方面的贡献,学界已有不少研究成果进行了综合评价,本文拟在前人基础上,专就抗战时期毛泽东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的贡献作一探讨。

  一、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早期探索,奠定了抗战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础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一开始便是作为革命的指南被接受的,中国共产党人也自始就主张要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际相结合。李大钊、李汉俊、李达、陈独秀、瞿秋白、恽代英等早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人都曾在各自的著述中,表达了要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的思想。但是,由于中国共产党是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准备还很不充分的情况下,在苏俄共产党帮助下仓促成立的,自身的理论缺陷,加上当时实际革命经验不足,使得许多人主观上虽有运用马克思主义于中国具体实际的想法,却不知如何做到这一点。李大钊、陈独秀“都是年长资深的革命领导人,但他们当中没有一个人真正知道怎样才能使革命在中国这样的国家取得成功”,因此,年轻的中国共产党只能如婴儿学步一样,“以俄为师”,“孔步亦步,孔趋亦趋”。照搬苏俄模式,“走俄国人的路”,曾在很长时期内是党的集体认知。尽管如此,也有少数人在革命实践中,尤其是革命失败的惨痛教训中注意到了中国国情与俄国国情的不同,中国革命与俄国革命的不同,开始提出和实践一些符合中国国情的思想和作法,毛泽东便是其中之一。

  毛泽东是农民出身,青年时期和同学利用假期游历过长沙五县,这种经历使他比中共其他领导人更早体悟到中国国情的不同,认识到中国农民的力量。在成为共产主义者之后,毛泽东最初和其他人一样致力于中国工人和学生的组织工作,但是在1925年五卅运动之后,他开始关注中国农民,并以极大的热情投身于发动和组织农民的工作。虽然“自1925年下半年以来,甚至完全是城市出生的人也注意到农村革命活动高涨的形势,以至于共产党以及(或者)国民党的发言人几乎在每一次谈话中都不自觉地把屈从于农民运动的言论变成了一腔陈词滥调”,但是别人只是看到了农民是中国革命的一支重要力量,强调的依然是正统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即农民只能作为工人阶级的“同盟者”,“助手”参加革命,本身不能单独发挥政治作用,而“在毛泽东看来,中国农民所要承担的使命,和马克思认为的应由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城市无产阶级来承担的使命没有什么不同”,至少在夺取政权这一革命阶段是如此,虽然他从不否认无产阶级的领导作用。1926年9月,毛泽东在《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一文中写道,中国革命的形势“不是帝国主义军阀的基础——土豪劣绅贪官污吏镇压住农民,便是革命势力的基础——农民起来镇压住土豪劣绅。中国的革命,只有这一种形式,没有第二种形式。”1927年3月,在许多人对农民运动表示质疑时,毛泽东对湘潭、湘乡、醴陵、衡山、长沙五县进行了为期32天的实地考察后指出,农民运动不是“糟得很”,而是“好得很”,“如果把完成民主革命的功绩作十分,则市民及军事的功绩只占三分,农民在乡村革命的功绩占七分”。显然,毛泽东当时已经认识到农村将成为中国革命的中心,农民阶级将成为中国革命的主要力量,中共要领导中国革命成功必须以农民阶级为基础。尽管毛泽东的这些观点与当时坚持城市无产阶级是革命基础的“正统”马克思主义观点显得有些格格不入,在党内未引起重视,但这毕竟是中国共产党人在运用马克思主义过程中,对马克思主义“教条”的一次公然突破,它对后来中国革命道路选择的影响是不能否认的。这也是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次大胆探索,虽然它的合理性、正当性当时还无法被人相信。

  正是基于对中国农村和农民在中国革命中重要地位的认识,大革命失败后,毛泽东萌生了“上山”的思想。秋收起义失败后,毛泽东果断将队伍带到了井冈山,在那里建立了中共历史上第一块红色革命根据地,开始了农村武装割据道路的艰辛探索。当时,中国共产党中央在共产国际指示下,将城市工人暴动和夺取城市确定为主要的战略目标,而发动农村武装暴动不过是实现前一战略目标的辅助形式,“没有工人阶级的领导和赞助,单纯的农民暴动是不能获得最终胜利的”,“城市工人的暴动是革命的胜利在巨大暴动内得以巩固而发展的先决条件”。因此,毛泽东的革命行动最初并没有得到中央的认可,1929年2月甚至于遭到批评,被要求分编部队,散入乡村,朱毛二人回中央,以与党当时的中心任务和中心工作,即“建立和发展党的无产阶级基础(主要的是产业工人支部)与领导工农群众日常生活的斗争和组织群众”相适应。直到1930年后,农村割据和游击战争显示出特有的活力,中共中央才不得不承认,“固然,全中国革命高潮将要来到之最主要的象征,还是大城市的工人斗争的复兴”,但两年来“苏维埃区域与红军的扩大,的确要成为决定新的革命高潮的主要动力之一”,“因此党的策略必更须注意于全国各苏维埃区域与红军的联系,要使广大的农民政权与武装不仅在土地革命的过程中发展起来,并要使其在无产阶级坚强的领导之下联合起来,更有组织性的行动起来,而成为新的革命高潮生长的一个直接动力”。

  农村武装割据道路的开辟,虽然和共产国际及中共中央提出的中国革命路线的方向并不一致,但事实上却行之有效,不仅在危难时刻保存了革命力量,而且不断发展壮大,和城市工人工作的失败形成了鲜明对比,当上海中央后来也不得不转入苏区后,更证明了这一点。即使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负责人不愿意公开承认农村武装割据道路的可行性,而且来到苏区后,他们仍坚持把继续扩大苏区,将零星的苏区联系成为整个苏区,利用当前顺利的政治和军事条件,占领几个中心城市,争取革命在一省或数省首先胜利作为党的中心任务,把党内对此有异议的人称之为“机会主义”,但前者取得的成就还是令人印象深刻。当推行所谓“国际路线”带来不断的失败后,自然有不少人转向支持毛泽东,这是遵义会议上毛泽东能够在事实上确立在党内和军内核心领导地位的主要原因。在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开展游击战争,是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次成功实践,也许最初他被“逼上”井冈山是为了生存不得已的选择,但1928年以后,随着形势的发展,他对农村武装割据道路变得越来越自信,在《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文章中,他围绕中国是一个“帝国主义间接统治的经济落后的半殖民地国家”的特殊国情展开论述,系统论证了农村武装割据道路的合理性和必然性,指明了中国革命的出路和方向。这里,毛泽东的可贵之处在于他是当时为数不多的从中国国情出发,提出和制定中国革命策略的人,而不是像大多数人一样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甚至不惜“削足适履”,以使中国革命符合所谓“马克思主义”标准。对于毛泽东来说,马克思主义只是工具和方法,而不是束缚自己手脚的条条框框。

  毛泽东除了在行动上不顾马克思主义“教条”的束缚,力求使其和中国革命的具体情况相结合,制定和实行符合中国具体实际的革命策略和路线,而且在思想上也明确反对对马克思主义的盲目崇拜和执行。1930年5月,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毛泽东针对党内流行的教条主义思想,指出只有在实践中,在斗争中被证明是对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才是我们需要的,否则即使掌握再多的马克思主义“本本”,也是无用的,“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否则将会给中国革命造成很大的损失。在当时教条主义盛行,共产国际指示至上,动不动就对反对派进行打击报复,甚至肉体消灭的年代,毛泽东能有这样的思想,并且大胆说出来无疑是非常难能可贵,也是冒了极大风险的,王明在多年以后仍然称毛泽东“反共产国际、反党、反苏和反人民”,认为从1930年代开始,中国共产党就同毛泽东的错误路线和政治方针进行着复杂而艰巨的斗争。

  抗战前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探索与实践,虽然由于各种主客观原因,当时在党内没有引起足够重视,也未能从根本上扭转教条主义盛行党内的局面,共产国际的指示,马克思主义的“框框”,仍然像紧箍咒一样牢牢制约着、影响着中国共产党的发展,而且对于许多人来说还是心甘情愿接受这一紧箍咒的束缚,但是它毕竟还是在党内起到了一定的思想启蒙作用,让人们看到了中国革命的另一条道路(虽然最初他们还分不清这条路是歧路还是坦途)。随着革命实践的不断演进,经过比较和鉴别,毛泽东的思想和行动自然就会被人们重新认识,渐渐得到所有关心中国革命前途和命运的中国共产党人的认同,这就是在遵义会议上许多人选择站在他一边的原因。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抗战前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探索与实践,为抗战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的正式提出作了很好的铺垫,具有启蒙的作用,它以事实证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才是中国革命的根本出路,马克思主义只有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才能有效指导中国革命,否则既无益于中国革命,也无益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正是有了这种铺垫和启蒙,当抗战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正式提出后,才很快得到党内大多数人的认同,最后成为党的新的集体认知。

  二、对教条主义的不懈批判,推动了抗战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启动

  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大的障碍是党内长期存在的教条主义思想。肃清教条主义思想在党内的影响,是实行正确路线,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保证。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及随后中国革命付出的惨痛代价,虽然使人们逐渐认识到了教条主义的危害,开始自觉聚集在毛泽东周围,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和路线,但是教条主义不会因此就自动退出历史舞台,需要经过不断的斗争,才能逐步消除教条主义对党员干部根深蒂固的影响,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提出和实现开辟道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在和教条主义的斗争中不断推进,并开花结果的,毛泽东在这个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为了保证党的思想的统一和党内的团结,以应对当时艰险的形势,遵义会议只是指出了博古中央军事路线的错误,而肯定其政治路线的正确,这就使教条主义得以在很大程度上保留下来。当中共中央和红军到达陕北后,抗日战争造成的新形势要求中国共产党适时作出路线策略的调整,再加上当时中国共产党内外处境的好转和改善,彻底肃清教条主义的影响便提上议事日程。1935年12月,毛泽东在瓦窑堡会议上开始和教条主义者进行直接交锋。据郭松涛回忆,当瓦窑堡会议上毛泽东提出争取民族资产阶级时,博古指出中间势力是最危险的,毛泽东反驳,“难道这样做(指联合民族资产阶级)就是对祖宗不忠,对祖先不孝吗”,显然毛泽东指斥的是教条对待马克思主义的僵化思维模式。在毛泽东的斗争下,会议最后肯定了毛泽东的意见,会议决议中指出反对建立广泛民族统一战线的“左”的关门主义(教条主义的表现之一)是目前党内主要危险,指责关门主义不了解新的形势,不能根据新的形势相应变革自己的策略;不会把党的基本口号与基本纲领同目前的行动口号与行动纲领,在实际行动中联系起来;不会把马克思列宁斯达林主义活泼的运用到中国的特殊的具体环境中去,而把马克思列宁斯达林主义变成了死的教条。这是遵义会议以来,第一次以党的政治决议的形式批驳教条主义,虽然这个决议是张闻天负责起草的,但显然毛泽东在其中起了很大的作用,日本学者竹内实甚至把该决议作为毛泽东的作品,编入《毛泽东集》中。毛泽东在随后的党的活动分子会议报告中,再次严厉批评教条的“关门主义”,指出关门主义策略认为“圣经上栽了的才是对的”,这是“为渊驱鱼,为丛驱雀”,关门主义是马列主义要“向之掌嘴”的东西。瓦窑堡会议是党内第一次公开正式批判教条主义,对广大党员干部起到了极大的解放思想的作用,从此后中共无论在陕北根据地,还是白区,工作作风和方针策略都有了极大改变。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抗战时期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至此开始启动。

  瓦窑堡会议之后,毛泽东继续和教条主义进行不懈的斗争。1936年12月,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指出苏联的经验可以作为各国党,包括中国党的指南,但中国不能在自身条件下机械地运用这个经验,中国革命有自己的规律和特点,批评党内的教条主义者“自称为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其实一点马克思列宁主义也没有学到。列宁说:马克思主义的最本质的东西,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就在于具体地分析具体的情况。我们的这些同志恰是忘记了这一点”。1937年7-8月,毛泽东又在《实践论》和《矛盾论》两文中,分别运用唯物辩证法认识论原理和对立统一规律原理,结合中国革命实践,从理论上对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展开批驳,分析了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产生的根源,使党员干部对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错误有了进一步认识。经过毛泽东和他的支持者不断的批评教育,以及事实的教育,抗日战争爆发前后,广大党员干部的思想认识已经有了极大提高,虽然这时他们在观念上还没有充分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自觉,但已经能够更多的联系实际,从中国国情出发思考问题,至少已经不再盲从所谓“马列主义权威”。当1937年11月王明从莫斯科回国后,尽管他打着共产国际指示的旗号,提出“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右倾机会主义口号,在“十二月会议”上对毛泽东在洛川会议上提出的路线方针政策予以指责,许多人受其影响,进行了“自我批评”,毛泽东一度变得非常孤立,但王明并没有获得从前的权威地位。事实上,正如彭德怀后来回忆,当时不少人都采取了模棱两可的态度,既没有公开支持毛泽东路线,也没有公开支持王明路线,至于谁对谁错,等着“让它在实践中去证明吧”。所以,王明的归来虽然使教条主义在党内再次回潮,但已经很难取得统治地位,“王明提出的那些不符合中国国情的错误主张在实际工作中因为行不通而遭到抵制”。与此同时,毛泽东也没有屈从于王明的教条主义,仍在努力设法贯彻自己的主张,努力使王明的右倾机会主义的影响降到最低。

  “十二月会议”后,中国抗日战争的形势很快证明了王明政策的错误,但由于王明头上的“共产国际光环”,“三月政治局会议”仍然未能纠正其错误路线。为此,1938年3月,任弼时被中共中央派往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汇报中国的形势,并接替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王稼祥,结果毛泽东的正确路线得到共产国际确认。7、8月间王稼祥回到延安,带回了共产国际的两条重要指示,第一肯定“中共中央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第二肯定中共中央的领导机关要“以毛泽东为首”,这就使得王明无法再借共产国际的权威发号使令。至此,清理党内教条主义思想,并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任务的时机成熟了。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中共中央召开六届六中全会,10月12日至14日,毛泽东代表中共中央作了《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在报告第七部分的“学习”一节中,毛泽东首先在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问题上,反对教条主义者照搬马克思主义词句的作法,指出马恩列斯的理论,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但“不是把他们的理论当作教条看,而是当作行动的指南。不是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字母,而是学习他们观察问题和解决问题的立场与方法。只有这个行动指南,只有这个立场与方法,才是革命的科学,才是引导我们认识革命对象与指导革命运动的唯一正确的方针”。其次,在如何处理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历史遗产、民族特点关系的问题上,毛泽东反对教条主义者不顾中国国情,忽视中国民族特点,照搬马克思主义理论和苏俄经验的作法,指出“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之一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该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该给以总结,我们要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共产党员是国际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但马克思主义必须通过民族形式才能实现。没有抽象的马克思主义,只有具体的马克思主义。所谓具体的马克思主义,就是通过民族形式的马克思主义,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应用到中国具体环境的具体斗争中去,而不是抽象地应用它。成为伟大中华民族之一部分而与这个民族血肉相联的共产党员,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最后,毛泽东将教条主义的对立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确立为全党指导思想,指出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这是毛泽东第一次集中批判教条主义,并在纠正教条主义过程中,明确提出了其对立物——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概念,虽然他早已开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但使用这个概念还是第一次。在这里,毛泽东不仅正式使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概念,而且初步指出了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要中国化和怎样中国化的问题,这就为中国共产党人长期以来探索的,如何将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问题指明了方向和出路。

  在毛泽东的影响下,张闻天随后在《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与党的组织问题》报告中提到党的宣传教育工作时,也表示“特别要注意于以马列主义的革命精神与革命方法,去教育共产党员与革命青年。并以此去研究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研究中国历史与中国文化的各方面。要认真的使马列主义中国化,使它为中国最广大的人民所接受”。全会最后通过的《政治决议案》重申,全党要“学会灵活的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及国际经验应用到中国每一个实际斗争中来”,要“澈底肃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凶恶敌人——思想上及工作中的公式主义、教条主义与机械主义”,这标志着对教条主义的斗争取得初步胜利,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正式提上中共的议事日程,从此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为中国共产党人的一种自觉行动。虽然后来毛泽东本人已经很少再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提法,但彭真、张闻天等党的高层领导,以及艾奇松、杨松等理论知识分子仍然使用毛泽东的这一提法,表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党内已得到多数人认同。

  三、领导开展整风运动,扫除了抗战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后障碍

  六届六中全会后,王明及其支持者表面上承认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但内心并不服气,对毛泽东的思想仍有质疑,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提法不能接受,在王明看来“民族的马克思主义是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的。马克思主义现在只能是,将来也永远只能是国际主义的学说”,因此“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口号是错误的”。所以,在实际工作中王明仍然坚持过去的错误主张,教条主义思想仍然在一定程度上和范围内存在于党内。1940年1月,毛泽东发表《新民主主义论》,指明了中国革命的性质,提出了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纲领,为中国革命指明了方向。如果说六届六中全会毛泽东只是在观念形态上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民主主义论》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理论形态上的呈现,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理论成果。并且,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毛泽东再次强调,“必须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完全地恰当地统一起来,就是说,和民族的特点相结合,经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有用处,决不能主观地公式地应用它。公式地马克思主义者,只是对于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开玩笑,在中国革命队伍中是没有他们的位置的”。然而,王明并不甘心失去理论权威地位,很快再版了他的教条主义小册子《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以与“新民主主义论”相对抗,并要求延安各干部学校和在职干部把这本小册子当作基本教材,公开挑战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青年学生和新党员中造成了思想混乱。

  与此同时,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国民党重新加强了对共产党的打压,国共进入新的摩擦期,双方不断发生零星的摩擦和冲突,此时一方面王明推行的右倾机会主义政策仍在影响一部分党员干部的思想,另一方面国共摩擦造成党内“左”的偏向思想也在发展,这种思想混乱不利于应付当时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交织在一起的复杂局势,必然给革命带来损失。1941年1月,皖南事变的发生就与项英、袁国平执行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对中央命令阳奉阴违,迁就国民党有关。因此,皖南事变后,毛泽东认识到必须彻底清除党内“左”的和右的教条主义错误思想,加强对党员干部的党性教育,统一全党思想,才能真正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1941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议上作了《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批评一些党员干部中存在的不注重研究现状、不注重研究历史、不注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应用的主观主义态度,这种态度“割断历史,只懂得希腊,不懂得中国”,“抽象地无目的地去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不是为了要解决中国革命的理论问题、策略问题而到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那里找立场,找观点,找方法,而是为了单纯地学理论而去学理论”,结果造成理论和实践的脱离,“这种作风,拿了律己,则害了自己;拿了教人,则害了别人;拿了指导革命,则害了革命”;他豪不留情地嘲笑教条主义者是“头重脚轻根底浅”、“嘴尖皮厚腹中空”,并不是真正的马列主义战士,并特别指出“很多留学生都犯过这种毛病”,直接向党内长期控制理论话语权的留苏学生发出了警示。最后,他建议全党要研究周围的环境,研究中国历史,尤其“对于在职干部的教育和干部学校的教育,应确立以研究中国革命实际问题为中心,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则为指导的方针,废除静止地孤立地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改造我们的学习》标志着毛泽东力图彻底转变长期以来存在于党内的占统治地位的以理论为中心,忽略中国实际情况思想观念的开始,“这是对过去的直接反转,在过去,只有当有抱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在中国或在国外完成了学习经典马列主义著作的严格课程之后,他们才会转而注意中国的情况”,能否实现这种转变,将直接影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败。为此,不久后毛泽东发起了一场整顿和统一全党思想,彻底对教条主义进行“末日审判”的大规模整风运动。

  1942年2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党校先后作了《整顿党的作风》和《反对党八股》的报告,拉开了整风运动的序幕。在这两篇报告中,毛泽东向全党说明了为什么要整风,整风的任务、内容以及整风的目的,实际上是对全党进行了一次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要中国化和怎样中国化的动员教育,他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他们根据实际创造出来的理论,从历史实际和革命实际中抽出来的总结论”,如果只是记住这些“马克思主义书本上的个别的结论和个别的原理”,不是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只有能够“应用了它去深刻地、科学地分析中国的实际问题,找出它的发展规律,这样才是我们真正需要的理论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要同志学会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研究中国的历史和中国的现实情况,做到理论和实际相联系,反对空谈理论,并再次强调要赋予马克思主义理论以“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此后,整风运动围绕着“三风”的整顿,即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在全党范围普遍展开,至1943年6月,对普通党员干部的整风基本告一段落,但对高级干部的整风仍在继续,直到1945年4月六届七中全会通过《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总结了建党以来的历史经验,对若干重大历史问题作出了结论,整风运动才宣告结束。

  整风运动通过整顿“三风”,对全党进行了一次彻底的思想教育运动,“在整风运动中,毛泽东作为中共最高领导人(和主要理论家)的声望上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他成为运动中“被大家学习的最重要的、唯一的理论家”,毛泽东的思想因此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普及,这极大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在整风开始时,毛泽东还在抱怨,“许多人把六中全会通过的报告当作耳边风,好像是故意和它作对似的”,“这里叫洋八股废止,有些同志却实际上还在提倡。这里叫空洞抽象的调头少唱,有些同志却硬要多唱。这里叫教条主义休息,有些同志却叫它起床”。然而,随着整风运动的开展,这种情况发生了变化,“自整风之后,毛泽东同志的思想与作风,开始为全党同志所研究与宣传了”。从1942年7月开始,朱德、陈毅、任弼时、刘少奇、王稼祥、周恩来、邓小平等党和军队的高级领导人纷纷表态,支持毛泽东的正确思想,承认毛泽东发展了马列主义,毛泽东的思想就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尤其是王稼祥首次提出了“毛泽东思想”的概念。1945年4月整风运动结束时,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决议明确指出:“二十四年来中国革命的实践证明了,并且还在证明着,毛泽东同志所代表的我们党和全国广大人民的奋斗方向是完全正确的……今天,全党已经空前一致地认识了毛泽东同志的路线的正确性,空前自觉地团结在毛泽东的旗帜下了”。

  虽然整风运动不仅仅是为了清除党内的教条主义思想残余,也与当时中共所处的社会政治经济形势有密切关系,但整风运动完成了对全党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教育是毫无疑问的,“整风运动,对于推进毛泽东思想进一步成熟,特别是对于全党认识毛泽东思想,实现党的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性飞跃,起了决定性作用”。“如果不经过整风,全党对于如何从中国实际出发独立地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认识是解决不了的”。正是整风运动统一了全党思想认识,所以随后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才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终于得到全党集体认同,毛泽东多年来为之努力奋斗的目标终于实现。

  来源:《毛泽东研究》2015年1辑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天下韶山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传递更多信息,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

相关文章

┊ 生平简介 ┊ 大事年表 ┊
┊ 手迹手书 ┊ 音容笑貌 ┊
毛泽东故事 ┊ 相关报道
毛泽东诗词 ┊ 回  乡
毛泽东文库 ┊ 红 歌 汇
毛泽东研究论文库
毛泽东主席嫡孙毛新宇一家清明期间回韶山祭祖
省韶山管理局召开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第三次学习会
韶山:清明时节雨纷纷,景区迎来小高峰
湖南省韶山管理局绩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召开会议
寻伟人足迹,立成才志向——韶山毛泽东同志纪念馆中小学研学实践教育活动正式启动(组图)
老挝新闻文化与旅游部副部长沙万空•拉沙姆迪来韶考察
天下韶山网所刊登的各种新闻、信息及专栏资料均由 湖南省韶山管理局 版权所有
Copyright © 2009—2015 www.txssw.com All Rights Reserv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