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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时期毛泽东蕴含“命运共同体”内涵的统一战线思想

  来源: 时间:2018年04月13日 作者:卓爱平  编辑:王耐 字体: 【      】 

  毛泽东统一战线思想具有鲜明的命运共同体意蕴。抗日战争时期,倡导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民族命运共同体凝聚了全民族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强大力量;毛泽东站在争取中华民族抗日战争的胜利和世界和平的立场上,把中国的抗战纳入世界反法西斯、谋求世界和平的全局中加考察,分析中国与世界反法西斯国家的命运关联性,揭示中国战场与世界反法西斯战场的内在联系;从合作共贏的共同利益观出发,主张携手打造世界反法西斯命运共同体,使中国抗战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同频共振,汇聚世界反法西斯强大正能量,成为托举伟大的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重要因素。

  命运共同体是全球化时代的产物,一种富有远见的顶层设计,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并没有被人们重视。毛泽东抗日统一战线思想是对中国抗战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战略思考,争取和保证抗战胜利的政治大战略。这一理论的核心是命运共同体,反映了中国抗战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同频共振、正向互动的核心理念和合作共贏的最终诉求。

  一、从拯救民族危亡的共同梦想出发,倡导民族命运共同体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从本质上说是民族命运共同体。实现中华民族的独立、自由、民主和富强是民族解放的奋斗目标,早在九一八事变之初,毛泽东就以深邃的战略眼光,清醒地看到中日矛盾正逐渐上升为主要矛盾,国内矛盾开始降到次要和服从的地位,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争取民族独立、生存权利成为中华民族的基本任务。华北事变后,毛泽东分析时局变化的特征,准确把握主要矛盾和主要任务变化,从应对危机的思维出发,认为建设民族命运共同体是全民族的共同事业。判定维护民族生存和延续、团结和进步,拯救民族危亡所带来的民族认同、国家认同,血脉相连、荣辱与共的民族情感,已经形成构建抗日命运共同体的前提和基础。1935年10月1日,中共中央发表著名的《八一宣言》,以“抗日救国”的响亮口号代替九一八事变后坚持的“打倒一切帝国主义”的口号,号召各党各派以“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的精神团结抗日。11月28日,中共中央发表《抗日救国宣言》,提出抗日救国“十大纲领”,表达了与一切“对中国抗日的民族运动表示同情、赞助或守善意中立的民族或国家,建立亲密的友谊关系”的思想。这一重要认识,表明毛泽东统一战线思想并没有停留在国内范围,而是已经朝着世界命运共同体方向迈出了重要一步。1935年12月召开的瓦窑堡会议,专门讨论了关于《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策略问题》,根据毛泽东关于当前日本帝国主义是最主要的敌人的认识,中共中央虽然仍然以抗日反蒋为基本方针,但不拒绝与蒋介石南京政府谈判合作抗日的任何可能。随着民族矛盾进一步尖锐,根据蒋介石对日态度的转变,党中央适时调整对蒋介石的政策,在1936年5月5日的“五五回师”通电中,正式放弃反蒋口号。西安事变爆发后,毛泽东关于建立民族命运共同体的认识更加明确,他呼吁在停止内战旗帜下,“包括全民族一切党派及一切阶级,只除开汉奸在外”,全民族一致抗日。为统一全党认识,1937年5月8日,毛泽东在延安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号召全党,“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为争取蒋介石英美派大资产阶级进入抗日阵营,他亲自写信给蒋介石,希望国民党“当机立断”,“化敌为友,共同抗日”。毛泽东日臻完善和成熟的抗日统一战线认识,与九一八事变后党内只重视下层统一战线,完全否认中间阶级特别是蒋介石英美派大资产阶级抗日倾向的“左”的错误观点相比,不能不说是民族命运共同体认识上的突破与前进。毛泽东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基本认识,为中国共产党倡导、推动以国共合作为核心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奠定了理论基石、指明了方向。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国内阶级矛盾让位于民族矛盾,抵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应对亡国灭种的挑战,争取民族解放,成为摆在中国各阶级、各党派面前最紧迫的任务。时不我待,为推动各党派、各阶级、阶层把抗日共识转化为切实的民族行动,7月8日,毛泽东因日军进攻卢沟桥致电蒋介石,表达“红军将士,咸愿在委员长领导之下,为国效命”,“以达保土卫国之目的”的意愿。在中国共产党的倡导推动下,实现中国人民大联合,成为各阶级、阶层、党派的共同愿景。中国最大的国民党、共产党两个政党迅速调整关系,从内战的冤家变成携手抗战的盟友,以两党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建立后,毛泽东进一步阐述了建立广泛的、全民族的命运共同体对争取抗战胜利的重要作用。他指出,“抗日需要一个充实的统一战线”,这个统一战线是“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统一战线,是工农兵学商一切爱国同胞的统一战线”。这个民族命运共同体的“组织成分能够如此之广大”在于政治目的是“反对异族侵略的”。值得指出的是,毛泽东还判定,“统一战线的发展状况”,“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扩大和巩固”,是决定抗战胜利的基本条件。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毛泽东对民族命运共同体内部存在着变易性问题也看得很清楚。还在国共合作之初,共同体内部尚未出现明朗化的裂痕前,毛泽东就敏锐地察觉到由不同阶级、阶层、党派构成的命运共同体内部存在矛盾和斗争。1937年9月,他发表《国共合作成立后的迫切任务》一文,对统一战线内部复杂的阶级关系作了鞭辟人里的分析,指出命运共同体内部存在左、中、右三个集团,他们的政治态度并不相同。党领导的无产阶级、农民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是抗日战争取得胜利的中坚力量;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上层的中间集团是抗日的重要力量;代表大地主资产阶级的英美派,是民族投降主义的大本营,随时都有从民族命运共同体分裂出去的危险。提醒全党全国人民,对这个阶级的妥协投降倾向要保持高度警偈。毛泽东说,能否正确处理统一战线中由信仰、阶级利益不同带来的政治分歧,是巩固和发展抗日统一战线始终需要面对的问题。毛泽东没有忘记提醒全党在处理民族命运共同体问题上要保持清醒的头脑,他指出要懂得,统一战线里是一定有摩擦的”,强调只要“有统一战线就有摩擦存在”,“统一战线有一万年,摩擦也有一万年”。基于对民族命运共同体内部阶级关系的正确估量,对怎样才能巩固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毛泽东作了深入细致的思考。他以犀利的语言一针见血地指出,虽然国民党投降的可能已经成为最大的危险,“妥协危机严重存在,但是能够克服的”,“在党内在全国均须反对投降主义”。相持阶段到来后,国民党抗战的一面迅速下降,反共的一面急剧增长。国民党在西北、华北等地相继发动一系列反共摩擦事件,国共间的矛盾在1939年后日趋表面化。第一次反共髙潮被打退后,国民党反共的中心开始南移。如何应对民族命运共同体内部的摩擦,毛泽东坚持用长期合作支持长期战争的基本立场。在他看来,以蒋介石为代表的英美派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妥协倾向虽然“严重存在”,但“根据各种主客观条件,它是能够继续抗战,继续进步,与成为抗日建国的民族联盟的”。在毛泽东的眼里,蒋介石“能继续抗日”。只要采取正确的政策,民族抗日共同体的稳定性就能得以维护,趋利避害将是共同体内部每个行为体的理性选择。因此,坚持中国共产党的抗日统一战线政策,维系共同体“既不是一切联合否认斗争,又不是一切斗争否认联合,而是综合联合和斗争两方面的政策”。皖南事变发生后,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出现一种新的复杂状态,抗日统一战线内部投降、分裂、倒退的危险上升,化危为机的运作难度前所未有。如何维系民族抗日共同体,使国共两党勠力同心,“抵御内患之争不至于损害抗击外侮之敌”。毛泽东处变不惊,围绕如何正确处理民族战争环境下的阶级斗争,如何凝聚支持命运共同体建设的稳定力量,坚持民族矛盾第一、阶级矛盾第二的定位。他说:“抗战的发动与坚持,离开国民党是不能设想的”。对蒋介石只能采取“洗脸”政策,而不是“杀头”政策。毛泽东对国共两党相互包容、相互克制、互利共贏、共同发展的共生关系充满信心。为了廓清人们思想上的迷雾,他相继发表《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论政策》和《关于打退第二次反共髙潮的总结》等文章,强调以命运共同体意识处理好统一战线内部的阶级矛盾,指出抗日是各阶级、阶层、政党的共同利益和民心所向,携手抗日、同舟共济才是正道。毛泽东上述思想,为党中央制定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反对顽固势力的策略方针,开展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正确地解决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如何扩大和巩固,阻止大资产阶级的投降倾向,最终取得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提供了理论指导。

  二、从中国与世界反法西斯国家的命运相联出发,揭示中国抗战在世界反法西斯共同体中的地位和作用

  中国抗战与人类求和平、谋发展的意愿相统一,符合人类共同利益。毛泽东从四个层面详细阐述了中国抗战在世界反法西斯共同体中的地位和作用。

  一是中国抗战具有全球性价值。把侵略中国和征服世界联成一体,是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一以贯之的国策。毛泽东清醒地看到今天的中国已与世界联为一体,中日战争已然成为世界战争的一部分,中国战场对遏制法西斯共同体的发展具有不可低估的作用。他一针见血地指出,“我们的敌人是世界性的敌人,中国的抗战是世界性的抗战”。对中国战场的作用作了透辟的分析,指出“中国战场是日本帝国主义的生命线”,阻遏德意日法西斯偏正共生关系的发展的重要力量。中国战场将极大限制日本企图进一步扩大侵略战争的自由,粉碎德意日法西斯进一步勾结的阴谋。因此,“中国的抗战不但为了自救,且在全世界反法西斯阵线中尽了它的伟大责任”。深刻揭示了命运共同体中的均衡共生关系必将战胜偏正组合共生关系的道理,这一符合实际的判断,回答了当时人们最关心而又一时看不清的问题。考察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进程,不难看出,尽管1940年9月,德意日法西斯签订了《柏林协定》,从纸上的协定看,柏林一东京轴心似乎形成。然而,通观第二次世界大战全过程,纸上的协定并没有变成现实。东西方法西斯在战争中始终未能在政治、经济和军事上沆灌一气,既是中国主动承担抗击日本法西斯责任的结果,也印证了毛泽东的科学判断。

  二是中国与英美等国能够结成彼此紧密关联的命运共同体。毛泽东清醒地看到,“在东方日寇侵略东四省,西方希特勒登台之后”,中国抗战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关联性,他指出,“伟大的中国抗战,不但是中国的事,东方的事,也是世界的事”。并把中国比喻为英美反对德意法西斯天然而命定的帮手,断言“中国如果战败,英、美等国将不能安枕”。毛泽东试图通过各种渠道告诉世界,中国共产党人愿意与曾经被视为敌人的英、美建立诚恳坦白的合作关系,中国抗战不仅要争取苏联和各国人民的援助,还要争取各国,特别是美、英等强国的支持。他对来访延安的英国记者斯坦因表达了这种看法,他说,中国愿与世界各反法西斯国家建立两个联盟,即组成一个“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统一战线”和一个“反法西斯的世界联盟”。需要说明的是,毛泽东上述重要认识在二战全面爆发前并没有为英美接受。英法不仅没有吸纳毛泽东关于建立世界反法西斯联盟的构想,而且还于1938年9月同德国签订《慕尼黑协定》,甚至策划绥靖政策,试图以牺牲中国等东方国家的利益为诱饵,把纳粹德国这股祸水引向东方。直至太平洋战争爆发,美军在太平洋战场上的失利,才“促使它考虑中国战场”,“认识到中国战场的重要”,英美轻视中国战场的态度才得以改变。1941年12月9日,罗斯福致电蒋介石,为中国独立抗战四年半深表敬意。英美与中国合作的意愿开始变得强烈。23日,关于东亚的联合军事会议在重庆召开,中英美三国迈开联合作战第一步。1942年元旦,由中美英苏领衔26个国家发表联合国家宣言,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建立。人类反法西斯命运共同体机制的构建,极大地减少了反法西斯共同体内部的不确定性和易变性。此后,中国战区设立,中国反法西斯与世界反法西斯通过这一机制实现有效对接,中国抗战的命运与盟国对日作战的命运同频共振,中国抗战的胜利也与盟国对日作战的胜利融为一体。

  三是敌后战场与苏联的卫国战争是世界革命的共同体。“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伟大的一部分。”苏德战争爆发后,当德国从德、意、日三国同盟的利益出发,要求日本加入进攻苏联的行列,提出日本与其在东西两线合力夹击苏联的要求时,日本初始的反映是积极的。与人们担心苏联不堪应付,对苏德战争扑朔迷离的前途颇为担忧不同,毛泽东对苏德战争的前途充满信心。在他看来,尽管苏德战争会出现反复和搏杀,苏联重大的牺牲与一时一地的挫折不可避免,但最终结果是“苏必胜,德必败!”与此同时,毛泽东也在急剧思考着日苏战争爆发的几率,思考“站在这一斗争的前线”的中国共产党如何给予苏联有力的支援。?毛泽东在详尽地分析了世界各地战场的态势后,得出“核心的一点是在任何情况下,日本都不会放松对中国战场的压力”的重要结论,进而作出中共要“为保卫苏联而斗争”,主要任务是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基于上述认识,毛泽东在抗日战争时期,始终坚持八路军、新四军在中国敌后战场对苏联采取长期的战略配合方针。斯大林格勒保卫战打响前,“苏联方面连续几次给我党打电话,要求我军走出根据地,向北向东,以大规模行动牵制日军,给苏联以直接帮助”。毛泽东权衡利弊,拒绝了斯大林希望八路军打到东北去,保卫苏联的请求。他亲自致电斯大林,说明如果不顾一切牺牲动作,我军有可能被打败,无法长期坚持,更不能达到长期配合苏联的目的。高屋建瓴地指出,援助苏联的基点应放在战略的配合、长期的配合上,把日本拖在中国战场上才是真正有利于苏联的。据此,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坚持敌后抗战,牢牢地把日本帝国主义钉在中国战场上。中苏两党守望相助、兴衰相拥、安危与共,苏德的战争进程与结局,与毛泽东的估计如出一辙,充分证明毛泽东的思考和决策是正确的。

  四是中国与东方被压迫民族构成抗日与民族解放的共同体。毛泽东用清晰的语言说:伟大的中国抗战,不但在于求本民族解放,而且在于帮助世界人民。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法西斯把侵略的魔爪伸向整个东南亚,日军相继占领马来西亚、新加坡、菲律宾、印度尼西亚、缅甸和太平洋上许多岛屿,亚洲各国人民与中国人民共同开展反对日本侵略的民族解放战争。在贏得亚太战场胜利、战胜日本法西斯的基础上,亚洲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相继摆脱了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悲惨命运,向着民族自由的光明前途转变。印证了毛泽东“把世界引向进步,这是历史的总趋向”的重要结论。

  三、从合作共赢的共同利益观出发,主张携手打造世界反法西斯命运共同体

  “帝国主义世界大战的爆发,是由于各帝国主义国家企图解脱新的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德意日法西斯发动的全球性挑战,使各国面临法西斯共同体的威胁与挑战。在这场席卷全球的战争面前,任何国家都难以独善其身。摆脱战争噩运,唯一的出路是把反法西斯的相关国家紧密地联合在一起共同应对法西斯集团。毛泽东从合作共赢的共同利益观角度,对如何建设反法西斯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了深邃的思考。

  一是以贏得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为根本目标,建设世界范围的以抗日为核心的统一战线。毛泽东把争取中国抗战的胜利纳人世界反法西斯共同体中加以认识。在1936年,毛泽东就表达了建设世界共同体的思想。他指出,中国的抗战,在依靠本国抗日统一战线的力量自救的同时,还需要中国与英美及其他反法西斯诸友邦的精诚合作,需要日本国内人民和受日本法西斯侵略国家人民的团结合作,这是战胜日寇最重要的条件与前提。诚然,需要外援不是说中国没有外援,就不能战胜日本帝国主义,而是说如果仅凭中国自身的力量独立支撑,战争的时间“会拖得长些”。所以,这种合作不仅在于援助中国,更在于支持各国的反法西斯战争。因此,我们的统一战线有必要“推广到包括所有与太平洋地区和平有利害关系的国家”。因为我们的“目标是一样的,就是一致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

  二是以争取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为崇髙目标,建设维系世界反法西斯命运共同体的稳定力量。反对侵略战争、维护世界和平是人类的共同事业。毛泽东准确研判战争局势变化,作出利益相关、命运相连、不同制度、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可以超越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别建立命运共同体的论断。他分析世界法西斯与反法西斯两大阵营的斗争态势,提出一切以反法西斯和有利于中国抗日为判断是非正误的标准,号召全世界“联系起来反对企图阻止历史前进的法西斯国家。”他充满信心地说,“现在我们有三条统一战线”,一条是国内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还有两条是来自国际的助力,“一条是东方的ABCD阵线,一条是英、美、苏的联合行动”,总而言之,世界已经进人“全世界大多数好人向着世界上少数坏人算总账的时候”。全世界热爱和平的人们,世界各反法西斯国家结成的反法西斯共同体,已经汇成赢得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镑礴力量,将陷法西斯势力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汪洋大海。

  三是以彻底打败德意日法西斯势力为目标,构建打破法西斯包围的“世界性围棋”战略。毛泽东提出的“世界性围棋”,从性质上说是世界反法西斯的共同体。“世界性围棋”战略的主要功能,是面对法西斯共同体对反法西斯共同体的包围,世界反法西斯共同体采取“围棋”的反包围战略。毛泽东风趣比喻世界反法西斯共同体的反包围“好似如来佛的手掌,它将化成一座横亘宇宙的五行山,把这几个新式孙悟空——法西斯侵略主义者,最后压倒在山底下,永世也不得翻身”。关于怎样建设“世界性的围棋”,毛泽东设想在世界范围建立三个战略单位,一是“外交上建立太平洋反日阵线,把中国作为一个战略单位”,二是“把苏联及其他可能的国家也作为一个战略单位”,三是“把日本人民运动也作为一个战略单位”,三个战略单位相互依存、相互支持、互为犄角,“形成一个使法西斯孙悟空无处逃跑的天罗地网'他断言,这三个战略单位的建立和建设的成功,“就是敌人死亡之时”。

  时势移易,今天,中国共产党倡导的“命运共同体”,建设“负责任大国”,已经成为中国政府外交政策的重要标签,一个具有清晰目标的外交战略,中国新一代领导人在新形势下进行的伟大外交实践。然而,重温毛泽东抗日战争时期统一战线理论,历史的远处,依然闪烁着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探索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光芒。

  来源:《毛泽东论坛》2016年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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