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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注意抓中心环节: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

  来源:《湘潮》 时间:2017年06月16日 作者:吕臻  编辑:王耐 字体: 【      】 

  “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是毛泽东在解放战争时期提出的革命口号。据记载,这20个字的口号完整提出的时间是在1948年9月中央政治局会议召开前夕。在会前的9月5日,邓小平在一份电报里提到:毛主席在几次会议及谈话中,提出全党当前任务仍为“部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4句话。

  两个月后的11月11日,毛泽东在给林彪、罗荣桓等及各中央局、分局的电报里向全党全军正式提出:“我们的口号是:‘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这是战略决战之际中国共产党全部战略部署之精炼概括。

  毛泽东当时还特别强调“加强纪律性”是“许多环节在目前时期的一个中心环节”“这一个环节问题解决了,其他环节就可以顺利解决”。所以,这20个字的口号又被简称为10个字:

  “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

  这个口号如此鲜明响亮,如此朗朗上口、深入人心,一提出就在党内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以至于成为后人理解那段历史的标志性概念。

  毛泽东为什么要以建立报告制度为抓手狠抓纪律建设

  “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这个口号的关键部分,是“加强纪律性”。为什么会选择在一个决战的年头狠抓纪律建设?那是1948年客观形势发展的使然。

  当时,解放战争已经进行了一年有余,随着各根据地军民的奋勇斗争,到1947年底时国共两军的实力对比已经悄然发生了根本改变。当时,毛泽东作出过一个重要的判断。他说:“中国人民的革命战争,现在已经达到了一个转折点。”“这是一个历史的转折点。这是蒋介石的20年反革命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这是100多年以来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解放战争后来的推进,充分证明1947年底毛泽东作出的这一战略判断是极其精准的。也就是说,从这一刻开始,解放战争就进入到了关键性的下半场。人民解放军在相继打败了国民党军队的“全面进攻”及“重点进攻”后,此刻终于赢得了战争主动权,开始转入到战略进攻中去了。

  在这一背景下,革命局面也开始由老区向新区、由农村向城市、由局部向全局迅速铺开,胜利已经指日可待。然而这一胜利形势的快速推进也给党的工作转变提出了迫切的要求。主要是:解放区的人口面积大幅增长,党和人民手中接管的城市越来越多,战争的规模化日益扩展。于是,过去长期在农村分散环境中形成的许多思维和做法,已经难以适应新的形势发展的需要。尤其是当时一些地方还存在着违反政策和纪律的“左”的错误偏向,干扰了党和人民夺取全面胜利的战略部署,而这其中有不少是有些地方或组织不请示不报告、各行其是、各自为政及擅自处理问题而引起的。

  为了有效避免此类问题的发生发展,同时实现党和军队各方面工作的科学化正规化,顺应形势发展提出的新要求,毛泽东经过深入考虑敏锐地找到了一把解决以上棘手问题的钥匙,那就是纪律建设。纪律建设,在毛泽东抓党和军队建设上,具有极为重要的战略意义:取得新的更大的胜利,最后和最有决定性的重要任务,就是要加强中国共产党,就是要使党的干部在政治上更加成熟,就是要使党的政策在全党更能统一贯彻,就是要克服党内思想上的经验主义倾向和组织上的无政府无纪律倾向。在毛泽东心目中,这个时候,纪律是一个中心环节,这一个环节问题解决了,其他环节的问题就可以迎刃而解。怎么解?毛泽东找到了一个重要的抓手:建立报告制度。

  1948年1月7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发出《关于建立报告制度》的党内指示,也就是当时赫赫有名的“子虞电”,开启了解放战争全面加强纪律建设的历史征程。

  除继续以往临时性事务性请示报告外,这份指示最大的新意是要求各地党政军一把手每两个月向中央和中央主席作一次综合报告,内容侧重于政策性——汇报该地各项活动动态,各类问题、倾向及解决办法。指示这样解释设计这项制度的原因:七大以后,仍有一些同志“不认识事先或事后向中央作报告并请求指示的必要和重要性,或仅仅作了一些技术性的报告和请示”,中央“不充分明了他们重要的(不是次要的或技术性的)活动和政策的内容”,因而发生了一些难以挽救的损失,现在必须改变这种“事前不请示、事后不报告的不良习惯”。同时,革命进入新的高潮时期,各地各机关必须要和上级和中央“发生最密切的联系”。

  从子虞电开始,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接连发出了一系列补充完善报告制度的规定和指示,大力推进这项工作。

  3月25日,毛泽东为中央起草了一份《关于建立报告制度的补充指示》。这份指示要求各中央局、分局和各前敌委员会,“除已规定的报告制度务须严格遵守外”,还要执行另外3项制度:

  (一)你们对于下级发出的一切有关政策及策略性质的指示及答复,不论是属于何项问题,不论是用电报发出的或用书面发出的,均须同时发给中央一份;

  (二)下级向你们所作政策及策略性的报告,其内容重要者,亦须同时告知我们,文长者摘要电告或函告;

  (三)每一个中央委员、中央候补委员均有单独向中央或中央主席随时反映情况及陈述意见的义务及权利。

  这份指示,将对下指示与对上报告归为一件事,将上级与下级紧紧地连接起来。这就进一步拓展了报告制度的深度和广度。

  6月5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宣传工作中请示与报告制度的规定》,专门在宣传工作中强化了纪律要求。

  8月28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关于各中央局、分局、军区、军委分会及前委会向中央请示报告制度的决议》稿上,专门加写了这样一段话:各地党报必须无条件地宣传中央的路线和政策,并不得在宣传中将中央和受中央委托执行中央的路线、政策和任务的机关(即各中央局、分局、军委分会和前委会)处于平列的地位。相反的,必须公开向党内外声明,各受中央委托的机关是执行中央的路线、政策和任务的。各中央局、分局、军委分会及前委会在发出自己的决议、指示、命令和训令时,亦必须注意到此点,不得将自己和中央处于平列的地位,甚或向党内军内将自己造成高出中央的影响。

  9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了上述决议,要求全党全军切实强化请示报告制度的落实执行。该决议对请示报告的内容、方式作出系统规范,系统地梳理了党和军队在方方面面的工作。

  报告制度的建立是解放战争时期中共中央作出的一项重大制度创新,顺应了新的形势特点对党提出的迫切要求,为全党上下加强联系沟通、及时纠正各类错误倾向、积极应对新问题新挑战、制定出符合客观实际的政策策略,奠定了关键制度基础。

  后来,毛泽东在编辑出版他的选集时,阐述了这个时期通过建立报告制度加强纪律建设的极端重要性:“这个问题在这时之所以特别重要,是因为革命形势已经有了极大的进展,许多解放区已经连成一片,许多城市已经解放或者即将解放,人民解放军和人民解放战争的正规性程度大为提高,全国胜利已经在望。这种情况,要求党迅速克服存在于党内和军队内的任何无纪律无政府状态,把一切必须和可能集中的权力集中于中央。建立严格的报告制度,就是党为此目的而采取的一个重要步骤。”

  毛泽东借批评东北局表达出狠抓纪律建设的决心和魄力

  毛泽东做事向来雷厉风行,不抓则已,一抓到底。为让报告制度在党内扎根,他付出了巨大努力,一面极其繁忙地指挥解放战争,一面自始至终地亲自抓这项工作。1948年8月以后,他着重强化了报告制度的落实,批评东北局就是一个突出事例。

  东北解放区是当时面积最大、实力最强的一块根据地,各方面工作都走在全国前列,为解放事业作出了突出贡献。但是,毛泽东也发现,当时东北局在一些问题上,未按要求作综合报告,毛泽东对此提出了严厉批评。

  1948年3月25日和8月9日毛泽东两次电催东北局,指出中央规定的报告制度,各中央局、分局的负责同志“均已严格遵照实行,惟独东北局没有实行”,“三月,五月,七月三次报告均未做亦未声明理由。前已电催一次,你们亦承认应当作报告,但仍未实行,是何原因,究竟你们何时间开始作第一次综合性的报告,望复”。

  8月15日,毛泽东第三次去电,语气相当严厉,对东北局8月13日复电中的“敷衍态度”提出批评,质疑电报所提之理由:东北局“常委各同志均极忙碌”,深陷具体事务,“故对各部门的工作难求得全部了解,对作全貌的报告遂感困难”。他还拿关内和东北局作比较,指出“关内各中央局领导同志所处环境,均不如你们好”,“像大别山那样严重的环境,邓小平同志尚且按照规定向中央主席做了综合性报告”,“何以你们反不能做此项报告?”我们认为“主要理由并不是你们所说的一切,而是在这件事上,在你们心中存在着一种无纪律思想”。

  在如此严厉的批评督促下,东北局立即开会进行检讨。林彪和东北局分别于8月15日和19日向中央提交了综合报告和检讨报告,深刻剖析错误原因在于“对于按期给中央作报告,没有提到政治的组织的原则高度去认识”,“没有完全自觉地意识到不按期向中央作报告,就是一种政治上的错误与组织上的违犯纪律的行为,这是主要的一方面”。“今后保证定期向中央作报告”,“与各种无纪律观念继续作斗争”。

  8月22日,毛泽东复电东北局表示“你们这次检讨是有益的”,这样才能“取得主动”。在这次电报中,毛泽东第一次提出:纪律建设是“许多环节在目前时期的一个中心环节”。毛泽东强调:“这一问题的性质是如此重要,即只有解决这一问题,才能由小规模的地方性的游击战争过渡到大规模的全国性的正规战争,由局部胜利过渡到全国胜利。”

  事情到此并未结束,毛泽东决定趁热打铁,借批评东北局一事推动全党纪律落实再进一步。8月23日,他为中央起草指示向全党转发了同东北局的这些往来电报,要求关内各局不能自满,“不能因为做几次综合报告,就不检讨这个长期在党内首先在各高级领导机关内存在着尚未解决仅在近来才开始认真解决的关系重大的问题”,要求他们在“克服自己及自己属下的经验主义、游击主义、无纪律状态和无政府状态”方面,也要“依照东北局办法”,在“一次至几次会议上加以认真检讨,实行自我批评,规定克服办法”。对其他未严格执行报告制度的单位和个人,毛泽东也同样严加批评督促。

  为巩固抓纪律建设的成效,在批评东北局的同时,毛泽东为中央起草发出了一系列的指示和规定,强调各中央局、分局、前委不仅自己要执行好报告制度,还要严格督促所属执行,并要求各地深入开展学习讨论,开展反对“无政府无纪律状态”的党内斗争,切实避免各行其是、各自为政的倾向。在此基础上,再经过9月中央政治局会议的总结和夯实,加强纪律性的意识得以深入人心。

  对东北局的严厉批评,在党内引起很大震动。9月5日,在西柏坡准备参加九月会议的邓小平,向刘伯承、陈毅等通报有关情况时,就说过:毛主席几次谈到加强纪律性系目前工作之中心环节。此种精神,从最近中央对东北局的批评和几个电示可以看到。中原局及中原军区对此应迅速检讨,成立一个正式的决议报告中央,同时发给各区委、各纵队。第二天,中原局即讨论通过《关于克服无纪律无政府状态并建立报告制度的决定》,其中谈到:“中央一月七日规定报告制度后,于八月五日、十四日、二十二日、二十三日连电系统地说明克服无纪律和反无政府状态及报告制度的重要,又连续将各中央局讨论中央对报告制度的指示转给各地。此种严格的、有系统的、坚持原则的领导作风,给我们树立了一个榜样。”

  毛泽东借批评东北局所表达出的加强纪律落实的决心和魄力,给各级领导干部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通过抓住典型事例,再加上环环相扣的严格要求,换来了全党全军对纪律问题的高度重视。

  为了让华东野战军开好纪律会议,毛泽东下令推迟淮海战役的发起时间

  加强纪律性不仅大大促进了全党在政治上的集中统一,同时对当时解放战争的决战决胜也起到关键保障作用。

  前面提及的毛泽东严格督促东北局作综合报告,这件事就发生在辽沈战役决胜的前夜。而不久后,9月8日至13日,毛泽东在西柏坡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着重强调全党加强纪律性和统一集中的问题。也正是在这次会议召开期间的9月12日,辽沈战役在北宁路打响。一个个时间点的环环相扣,不是历史的巧合,它充分反映出“加强纪律性”和“革命无不胜”之间存在的必然联系。

  又一个突出的事例发生在华东战场。

  1948年9月24日,当时济南战役已经取得决定性胜利,处于收尾阶段,华东野战军代司令员兼代政治委员粟裕致电中央军委,提出举行淮海战役的建议。第二天,在批准同意这一建议的复电中,毛泽东要求华野所部“开一次像上月曲阜会议那样的干部会,统一作战意志,调整内部关系”。

  电报在这里所指的“上月曲阜会议”,即是指8月25日至29日华东野战军前委在山东曲阜召开的纵队以上领导参加的作战会议。那次会议不仅制定了济南战役的作战计划,还开展了深入的批评与自我批评,解决了不少历史遗留问题,统一了华野内部的思想认识,对于济南战役取得胜利起到了重要促进作用。淮海战役发起前夜,毛泽东决定如法炮制推动华野再开一次像上月那样成功的会议。这便是淮海战役前会议暨第二次曲阜会议的由来。

  9月27日,中共中央发出指示,要求“华野前委,山东兵团前委,苏北兵团前委均应利用目前两星期时间,根据中央历次指示,检讨自己及所属的某些无纪律无政府状态问题,并将结果电告”。次日,毛泽东去电特意作出时间安排:“为使你们的会议开得好一些,时间可以有七天到十天,而将执行淮海战役的时间推迟到10月15日以后。”

  10月5日至24日,华东野战军前委在曲阜召开扩大会议,按照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有关指示精神,认真开展纪律检讨活动,进一步增进内部团结。纪律讨论一结束,会议即转入到研究制定淮海战役具体作战方案的阶段。

  就连当时身处河南宝丰县中原军区驻地的陈毅(当时兼任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及政委),也在9月30日向会议去电,要求“这次曲阜会议,应就夏季各纵查整及濮阳查整的结论作两个月来战斗与工作的实际检讨,归结到中央指示关于无政府状态、无纪律状态的根本纠正,保证今后能建立深刻的整体观念,予军阀主义、本位主义、自由主义、官僚主义以致命的打击,保证能更顺利地执行新的战略机动和争取大革命胜利”。陈毅还介绍了刘邓、陈谢部队开展查整的经验,认为“这与华野的情形是基本上相同的,故重提一遍作各纵参考”。他还要求在会上,“各纵委与前委各同志均应有简略发言,作自我批评,以便造成更好的团结”。

  10月6日,即华野开会期间,中央再次去电告知饶漱石、粟裕:“此次会议检讨关于无纪律无政府状态时,应做成一个决议,在会上通过。”

  不到10天时间,中共中央接连4份指示电,就连身处数百里外的陈毅也专门去电,共同指导督促一个野战军前委开会检讨纪律问题、增进内部团结。甚至为让华野作好这场纪律大检讨,毛泽东还推迟了涉及上百万人生死命运的战略大决战,这在党的历史上恐怕也是绝无仅有的。这都充分反映出决战前夜,革命阵营内部团结统一的问题、加强纪律性的问题,在毛泽东和中共中央领导层的心目中占有多么高的位置。

  在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直接督促指导下,此次曲阜会议上,华野内部开展了认真的批评与自我批评,从根本上增进了内部的团结统一。随后淮海战役所取得的辉煌战果以及战役期间华野所属各部紧密无间的配合支援,充分反映出第二次曲阜会议的巨大成效。

  淮海战役还是中原野战军和华东野战军共同执行作战任务的一场大决战。毛泽东当时说过,“二野三野(二野即中原野战军,三野即华东野战军——引者注)联合作战,不只是增加一倍两倍的力量,数量变,质量变,这是一个质的变化”。

  淮海战役第一阶段时,为配合华东野战军各纵队围歼黄百韬兵团,中原野战军迅速切割徐州—蚌埠线,占领宿县,既堵住了徐州之敌南逃的后路,又制止了孙元良兵团东援,夹住了黄维兵团北上,为华野最终歼灭黄百韬兵团解除了后顾之忧。

  在淮海战役最为紧张的第二阶段,为配合中原野战军的南线作战,经中央军委同意,华东野战军主动改变了在北线歼击邱清泉、李弥两兵团的既定方针,会同中原野战军集中力量首先歼灭黄维兵团,再回头歼灭徐州守敌,确保了战役全局取得胜利。

  关于配合作战可能付出的巨大牺牲及其必要性,邓小平当时在给中原野战军各纵队负责人会议上作动员时,说过这样一段话:要消灭敌人,没有牺牲精神是不行的。我们要不惜一切代价,在华野协同下,坚决完成歼灭黄维兵团的任务。即使这一仗中野拼光了也值得,其他野战军照样渡江,中国革命照样胜利!

  两大野战军之间,野战军各纵队之间,解放军和人民群众之间,纪律严明、团结如一人,共同克敌制胜,一幕幕感人的场景在淮海战场上不断地上演着。人民解放军广大指战员用鲜血和不朽功勋,印证着“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这一光辉论断的无比正确。

  毛泽东与蒋介石的“共识”:胜与败,要害在纪律

  1948年底,毛泽东在西柏坡为复刊后的《中国青年》题词:“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这幅著名的题词今天仍然静静地陈列在西柏坡纪念馆展室中。时间过去了半个多世纪,岁月已将这段历史尘封,然而透过题词之意境神韵,我们仿佛感受到了毛泽东当年在题写这些文字时的欣慰与喜悦。

  1949年6月,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总结概括了28年革命斗争战胜敌人的3件武器,其中第一件就是“一个有纪律的,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武装的,采取自我批评方法的,联系人民群众的党”。他把纪律放在最前面,是总结了党的整个历史后做出的决定,而最直接的背景应该就是1948年中国共产党加强纪律性的成功实践。

  1949年,即将败退台湾的蒋介石在反思失败的原因时,也有过一段刻骨铭心的总结:“感知国军失败,不是因为外敌,而是因为内乱”,“共匪之优点,一、组织严密。二、纪律严厉。三、精神紧张。四、手段彻底。五、军政公开方式。六、办事方法:调查、立案、报告、审查、批准、执行、工作检讨。七、组织内容:干部领导、由下而上、纵横联系、互相节制、纠察彻底、审判迅速、执行纪律、主义第一”。而国军“都养成自保自足的恶习,只看到带领的一部的利害,对于友军的危难、整个战局的成败,几乎漠不关心……纪律如此废弛、精神如此低落,要与凶顽狡猾的匪军作战,绝无幸免于消灭的道理”。蒋介石的这些话,当然难脱推卸责任之嫌,但在大局鼎定之际,作为这场战争最大的失败者的蒋介石的上述评价,耐人寻味。

  值得关注的是,毛泽东和蒋介石,作为这场战争胜利一方和失败一方的主要领导者,具有各不相同的世界观,他们从不同的阶级立场出发去回顾和总结这场斗争过程的成败得失,却在中国共产党的纪律问题上取得了同样的认识,都认为这是事关双方胜负的一个关键因素,却是发人深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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