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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漱溟会与毛泽东争辩 又会在日记中写下习静的心得

  来源:《钱江晚报》 时间:2017年07月11日 作者:郑琳  编辑:王耐 字体: 【      】 

  浙江在线08月24日讯 (钱江晚报记者 郑琳)梁漱溟拥有许多“头衔”,比如,“中国的脊梁”,“最后的大儒”。有一个是最有意味的,是毛泽东赐予他的“反面教员”称号。

  在学术层面之外,梁漱溟和毛泽东“吵架”的那段公案,为后世人津津乐道。而他在“批林批孔”的会议中表态的那句:“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更被人们打上“脊梁”和“风骨”的标签。

  实际上,所有这些后来成为轰轰烈烈的案例的言论,在他的日记里都轻描淡写,甚至毫无踪迹。

  梁漱溟是思想家,也是实干家,《梁漱溟问答录》作者汪东林这样评价他:“他继承了中国知识分子,或者说士大夫那种,把自己的事情置之度外,考虑国家、民族和文化的精神。”

  而梁漱溟自己则说,他自己恰恰是一个问题中人,“我不过是独立思考,表里如一而已。”

  如果说汪东林对记者的讲述可以阐述梁漱溟的现实参与,那么清华大学哲学教授陈来的观点则解释了梁漱溟的现实关怀来源于何处。

  梁漱溟与毛泽东的争辩

  1938年,抗战打破了梁漱溟乡村实践的梦想,苦闷中的他来到延安,遇到了毛泽东。

  毛泽东看见他讲的第一句话是,梁先生,我们20年前就见过了,您还记得吗?

  梁漱溟不记得。20年前他在北大任教的时候,经常拜访住在豆腐池胡同中同是哲学系教授的杨怀中(杨开慧的父亲)。毛泽东,就是那个给他开门的小伙子,那时他还是图书馆管理员。

  “这次重逢,梁漱溟和毛泽东畅谈了两夜,”汪东林说,“第一天谈的是抗战。毛泽东把还没发表的《论持久战》的主要观点讲给梁漱溟听。”

  那天晚上,梁漱溟把他的《乡村建设理论》给了毛泽东。第二天晚上,他们的讨论发生了争议。在阶级斗争的问题上,两人谁也说服不了谁。

  “梁漱溟认为打仗不能解决问题,中国的阶级不分明,而是以儒家的伦理为伴的。”汪东林说,“讨论到最后,毛泽东说,争论到此为止,且听下回分解,我们看将来。”

  1949年,新中国成立,毛泽东和周恩来邀请梁漱溟进入政府,当时梁漱溟依然担心全国还不能稳定统一,并没有答应。毛泽东每月请梁漱溟长谈,又带他去四川参观土改运动。

  在参观过程中,梁漱溟改变了看法,1951年10月,他在《光明日报》上发表文章《这两年来我有了哪些转变》,承认自己从前的观点“太肤浅了”。

  此后,梁漱溟开始投入到国家建设当中。“但是他的意见总是和毛泽东的有冲突。他想搞传统文化,几次和毛泽东讲,都被他推脱掉了。因为一搞起来不就是孔孟之道。还有抗美援朝,主席专门派人征求梁漱溟的意见,梁漱溟表示,他不同意打仗。”汪东林说。

  矛盾终于在1953年以出人意料的方式爆发。在那一年的政协会议上,周恩来恳请梁漱溟发言,梁漱溟精心准备,却因为一句“工农生活有‘九天九地’之差”而踩到毛泽东的底线。

  第二天,毛泽东就在大会上不点名批判了他:“有人不同意我们的总路线,认为农民生活太苦,要求照顾农民。这大概是孔孟之徒施仁政的意思吧……有人竟班门弄斧,似乎我们共产党搞了几十年农民运动,还不了解农民!笑话!”汪东林的书中如是记载。

  被扣上“反对总路线”的大帽子,梁漱溟异常委屈,写长信给毛泽东为自己申辩。他们私下谈话没有取得和解,反而更加不欢而散,于是在9月16日的大会上,一切矛盾推向高潮。

  周恩来点名批判梁漱溟“代表的是地主”,而毛泽东则把旧账翻了出来,从早年那场关于阶级斗争的分歧开始批判,“我是从不相信你那一套的”,“他搞所谓‘乡村建设’,那是地主建设,是乡村破坏,是国家灭亡!”

  梁漱溟申辩,公开向毛泽东索要“雅量”:“我根本没有反对总路线,而主席却诬我反对总路线,今天我要看一看毛主席有无雅量收回他的话。”他甚至说出,“若毛主席没有这个雅量,我将失掉对您的尊重。”

  毛泽东的回应是:“那样的‘雅量’,我们大概不会有。但是,我们这一点‘雅量’还是有的:你梁漱溟的政协委员还可以继续当下去。”

  从此,他就有了一个“反面教员”的称号。

  习静记录之外的出世与入世

  梁漱溟被称为“最后的大儒”,他却一生入世,始终企图用佛儒两道来解决中国面对的问题。他一边静修自省,一边积极参与乡村建设,建立民盟,投入新中国的工作。他超然物外,淡泊名利,用“无我”的精神,为国家为民族效力。由于他长年茹素且不蓄发,被人称为“不穿袈裟的和尚”。

  2007年,清华大学哲学教授陈来由梁漱溟儿子梁培宽处得知,梁漱溟晚年还有未发表的《谈静》一文,析论儒、释、道三家习静的异同。为此,他重读了梁漱溟的著作,发现他的个人修习经验,以往鲜见学者提起。

  陈来认为,现代新儒家第一代大师,如熊十力、马一浮、梁漱溟等都与佛教有颇深的渊源。“儒佛,这是梁漱溟终生论述的课题。他始终认为,佛家解决出生死的问题,这是儒家所未及和所不能及的,但他肯定儒家有见于人心的正面光明,而亦可显其正大之处,他对儒家对人心光明的信任始终予以赞信。”

  在梁漱溟的日记中,有许多关于习静的记录。1949年8月4日至9月11日那次习静,时间长达40天,日记一天都没有中断过,记录了他的心得。

  然而,这次静习并不成功,梁漱溟在最后一篇日记中反省了“放不下”的失败结果。

  “因为儒、佛二者在他的生命、心灵中如何安顿,构成了他所特有的内在问题。”陈来说。

  梁漱溟曾说:“我在思想上是佛家,在生活上是儒家”,并一直认为对他而言,儒、佛二者并不冲突。“然而,在习静过程中,入世的关怀和出世的关怀,到底何者是其终极关怀,似乎无法说清。”

  “何以一个相信佛教世界观的人,当其到世间来做事时,就自然变成了儒家?仅凭着来世间做事这一点就充分地成了儒家吗?显然不是。梁漱溟在生活中的信念,表彰人心正面的光明,赞美人间的伦理,阐发、推扬中国文化的价值,这都不是简单地入世便可持有的。”陈来说,“发扬中国文化和儒家价值,对他可谓是‘悠悠万事,唯此为大’,支配了他人生全部的现实关怀。由此在其内心形成一种特别的文化心理结构。在人的层面,即政治、社会、文化、伦理方面是儒家,是中国文化的价值。而在生死信仰和宗教经验上,则是佛家。”

  中国传统社会的知识分子一直都具有一种强烈的价值传承和充当“社会良心”的使命感,正如孔子的“士志于道”,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精神。

  正是那一次习静之后,梁漱溟受到毛泽东和周恩来的邀请,他离开了重庆,赶赴北京,从此开始新一轮“入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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