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人的教育状况对他们后来的人生道路有很大影响，不过，他们之所以没有再
谋求深造，实际上也是他们两人独特的性格和气质所决定的。我们知道，毛泽东
当年曾经是有机会像周恩来、邓小平、李富春他们那样去国外勤工俭学的。但是
，所有一切都办得差不多了，毛泽东却坚持留了下来。在这方面，蒋介石与毛泽
东也有颇多相似之处。

毛泽东和蒋介石的性格、气质之相似，可以从他们小时候的故事中清楚地看出来
。比如，蒋介石从小就有颇具反抗心理，自尊心极强。用他自己的话说，叫从小
“顽劣益甚”，就是非常顽皮、淘气。一些老人曾经回忆，说蒋介石小的时候如
何不听母亲的话，如何顶撞老师，别人要打他手板的时候，还没有打上，他就哭
开了，边哭还边在地上打滚。（笑声）过节的时候，孩子排队等长辈发给糖果，
他偏偏不排队，去加塞儿，（笑声）孩子们把他挤出去后，他就跑到外面去弄上
一身泥，再来加塞儿，（笑声）大家看他脏兮兮的只好让他。这些老人的回忆可
能有点儿演义的成分，但太过顽劣不服管教的个性，蒋介石自己也是承认的。

毛泽东小的时候也有很相似的一面。他同样反抗心理非常强，自尊心也极强。他
自己讲的最典型的一件事就是，他几乎从来不服父亲的管教，甚至敢于当着众人
的面与父亲顶撞。有一次父亲气得要打他，他也气鼓鼓地跑到门外的池塘边，威
胁父亲敢打他，他就敢跳塘。父亲怕他真的跳下去，自然也就不敢打他了。从上
面这些简单的例子中我们可以看出，毛泽东和蒋介石小时候至少不像我们今天许
多孩子那样“乖”。不仅不乖，而且极具反抗精神。他们在后来近乎残酷的政治
斗争的风浪中战胜各自的对手，成为一方的最高领袖，这种独特的性格气质显然
起了很大的作用。

当然，说他们二人性格相同，更多的只是指他们的极强的自尊心和反抗的心理。
这并不是说他们的性格真的完全一样。事实上，就具体的性格表现上，他们二人
是有很大的差异性的。蒋介石比较内向，而毛泽东却是相当外向。岁数越大，二
人的这种差异也就越明显。我们平时看纪录片时其实也能看到这种情况。你们有
没有注意到，蒋介石在片子里从来都是正襟危坐，不苟言笑，腰板笔直，连风纪
扣都扣得一丝不苟，他非常在意自己的军人气质和军人仪态。蒋的日常生活也是
一样。据他的侍从官们回忆，蒋一向生活简单严谨，作息时间十分规律，每天5点
半到6点之间必定起床，活动筋骨，然后早读。他在听汇报和开会时，除了必要的
讲演之外，通常很少讲话，总是很威严地坐在那里听汇报和讨论。在这方面，毛
泽东与蒋介石完全不同。毛是那种不拘小节的人，不仅谈话喜欢嘻笑怒骂，海阔
天空，就是日常生活工作也随心所欲，喜欢天马行空，自由自在。毛泽东讲过他
为什么不想当国家主席，两个原因，一是对每每要接见外宾很讨嫌，因为他最不
喜欢穿那种要纪风纪扣的正式服装；二是他不愿意被几点几点必须要干什么这种
规矩所干扰，因为他想自由自在地生活和看书。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会看到，毛
泽东是那种喜欢穿着睡衣在卧室或书房里召见政治局领导人，甚至接待客人的世
界上独一无二的党和国家领导人。（笑声）前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谈到过一件让
他很屈辱的事情，讲的就是毛泽东1958年如何在游泳池边训导赫鲁晓夫的故事。
毛穿着游泳裤，一会儿下水游一会儿泳，一会儿上来披上浴衣和赫鲁晓夫谈一会
儿话，（笑声）赫鲁晓夫不仅不喜欢游泳，而且不会游泳，他完全是被动地被拖
到游泳池边上来看毛游泳和听他讲话，（笑声）他自然会感到很不舒服。但这就
是毛泽东的个性，他未必是想要故意羞辱赫鲁晓夫。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举另外
一个例子来证明。《西行漫记》的作者，美国记者斯诺第一次见到毛泽东时是在
陕北保安，那里的条件相当艰苦。因为是黄土高原，天旱水缺，人们很难得有洗
澡搞卫生的条件。尽管那是毛泽东第一次接见外国的记者，毛也毫不在意自己的
形象。当时两人坐在院子里，沐浴在温暖的阳光下，毛泽东一边与斯诺谈天说地
，一边很自然地解开裤腰带，在裤腰里捉虱子。一边捉，一边把吸满了血的虱子
用指甲挤破，挤得啪啪直响。（笑声）这个美国人显然没有赫鲁晓夫那样敏感。
他反而把毛的这种不拘小节看成是一种魅力，心想：这个人好潇洒呀！（笑声）

我们再来谈一谈他们二人生长的社会环境。他们都生于19世纪末期，成长在20世
纪初期，成长过程和环境有相似之处。蒋介石生于1887年，毛泽东是1893年，他
们都是那种既读过几天私塾，也受过一些西式教育的跨时代的人，因此都不可避
免地受到了新的思想的影响。在五四时期，他们其实同样都属于比较激进的革命
青年。我们讲“蒋介石是共产党的敌人，是反动头子”，但是他当年却并不反共
。我们看他1926年年初之前的讲话，很多讲法都是与共产党人的说法相似的。在
那个年代里，出现这种情况是很自然的。因为1919年五四运动之后，受过西式教
育的中国青年知识分子都受到过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特别是到了1920年至1922年
期间，流传得最广的已经是俄国式社会主义了。当时各种倾向的人都想向俄国学
习，这是因为那个时候俄国的社会主义显示了极强的生命力，面对十四国武装干
涉竟然日益壮大和巩固。这让本来就对资本主义贫富悬殊的现象心怀恐惧的中国
知识分子不能不看好这种社会主义。当然，俄式社会主义是基于列宁主义的一种
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它的核心内容是强调阶级斗争。对于要不要搞阶级斗争，
在中国各进步人士中间是有不同看法的。中国共产党是在俄国人帮助下建立起来
的，它自然是强调要用阶级斗争来解决中国的问题的。孙中山也看好苏俄，但其
思想与共产党就有一定距离。他认为中国并没有分化出像马克思他们所讲的那种
极端对抗的阶级，他主张三民主义，即强调要从民族、民权、民生三个方面来解
决问题，不必用阶级斗争方法，即强行将阶级拉平均的方法来解决问题。蒋介石
1914年以后就跟随孙中山革命了，但我们却发现，他在1923年去了一趟苏联之后
，直到1925年底之前，他却与孙中山有些不同，大谈所谓阶级斗争，主张要通过
打倒地主、资本家来解决中国贫苦民众受穷的问题。既主张中国革命的中心任务
是反帝、反军阀，又赞同打倒地主、资本家，其言论显然与共产党人非常接近。
尽管我们不能说蒋介石的整个思想体系与共产党人相同，但从蒋的日记看，他在
1918年之后，即五四运动开始前夕，他就已经在关心社会主义问题了，不仅读马
列的书，也看〈〈新青年〉〉，更崇拜苏联。在这方面，毛泽东的成长经历也大
致相似。说毛泽东和蒋介石在成长过程中，都受过激进主义思想的影响，应当没
错。

既然毛、蒋二人都受到过激进主义思想的影响，都赞同过相同的民族革命和社会
革命的主张，他们为什么又没有能够走到一起去呢？关于这一点，我们大概要注
意到他们成长过程中的不同了。1914年以后，蒋介石开始跟随孙中山，加入了当
时的中华革命党，后来这个党又改名为中国国民党。这是个有相当长的革命经历
的政治团体。而它明显地不同于中国共产党，不仅因为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不同于
共产党的共产主义，而且因为这两个党有着完全不同的社会基础。

孙中山的党的主要支持力量显然是社会的中间阶层。它在许多年里，其实始终是
依靠海外那些爱国的华侨的赞助和参预生存发展下来的。从1894年成立兴中会开
始，一直到1919年改组成中国国民党，它的势力虽然在国内逐渐扩大，吸收的却
大都是一些中等水平以上的知识分子，他们的家庭出身及其自身的地位，也都属
于有“衡产”，即有稳定的经济收入的那一阶层。因此，他们的许多理念都与孙
中山的理念相似，追求西方式的民主政治和经济制度，但希望用些社会主义的措
施来抑制资本主义的弊病滋生。中国共产党就不同了。它从一开始成立，就将自
己的基础公开地放在中国最底层的贫苦民众当中，公开地反对有钱人，主张用暴
力的手段，通过剥夺富裕者和彻底消灭私有制的办法，来达到实现人类理想社会
的目的。

由于两党依靠的阶层不同，他们的利益和政策目标也就不同。孙中山为了实现自
己的建国的目标，到处找外援，最后不得不与苏联和中共合作。而他也因此遇到
党内很多老党员的反对，原因就在于此。

由于两个党的指导思想不同，社会基础不同，政策目标和利益所在不同，毛泽东
和蒋介石分别加入到这两个党当中去，其成长时所受到的影响自然也就不可能是
相同的。蒋介石再激进，再受五四新思想和苏俄革命精神的熏陶，他所依赖的那
个党所给予他的影响毕竟要更大更直接。因此，蒋介石的思想再激进，最终也还
是会服从于国民党的政策需要。何况，对于蒋介石这样一些深具抱负的人，组织
本身就是他在政治上安身立命和实现其鸿图大志的看家本钱，他无论如何也不会
因为某种并不成熟的理想，而放弃对组织的依赖。蒋介石最后会一步步走上反共
的道路，并不是他没有或不曾有过激进的思想，很大程度上恐怕还是其抱负心和
利益使然。

同样的情况，毛泽东一开始加入的就是另外一种政党组织。他因此接受的是共产
主义的观念。这套观念从俄国传进来，争取和依靠的对象是工农大众。共产党从
成立之日起，就明确表示过自己不同于国民党，并且优越于国民党的这种态度。
以后的国共合作，两党之间之所以会发生那样多的矛盾与冲突，根本上也正是由
于这样一种心态在起作用。我们从1923年至1924年国共两党合作的历史过程中，
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当时毛泽东对国民党工作的重视，和深得国民党领导人赏识的
种种情况。这甚至使他在共产党内受到了相当多的批评。但是，毛泽东同样是抱
负心很大，并有志于依靠党的组织成就一番事业的人，他当然不会因为国民党人
的重视和给他较高的职位，就转到国民党一边去。从毛泽东和蒋介石这两人的成
长过程来看，由于他们加入的组织和依靠的人群不同，接受的思想影响不同，也
就使他们最终所选择的道路大不相同了。关于这一点，我们这里只能是做一个简
单的描述。

我们再回过头来看他们二人成长中那些颇为相近的方面。由于二人的出身、学历
相对都比较低，这导致他们明显地存在着某种自卑心理和不安全感。即使后来两
人都成了党的领袖，我们看他们的日记或谈话，也还是能感受到他们内心深处的
这种自卑感和不安全感。在通常情况下，强烈的自卑感往往会与很强的自尊心联
系在一起。当他们达到一定的地位时，自然会形成很强的自尊心。这种自尊与自
卑形成的强烈的反差，使得他们不可避免地具有多疑和敏感的共同的气质。

蒋介石因过度自尊而导致的过度敏感的例子很多，他自己在日记中就常有反映。
有很多事情，本来未必与他有直接的关系，仅仅因为他的自尊心太强，内心里又
缺乏自信，以致疑神疑鬼，认为是别人在背地里讲他的坏话，想整治他，结果他
就往往会做出相当激烈的反应。比如蒋介石与中共决裂的中山舰事件，就是一个
很典型的例子。这件事情过去从来没有人说得清楚。直到80年代一直还有人在研
究。大陆学术界普遍认为这件事是蒋介石蓄谋的，而国民党的史学家则认为是共
产党和俄国人要绑架蒋，蒋没办法才决心利用这事件惩治共产党和俄国人。随着
80年代以后人们对政治历史的研究心态日渐平和，再加上大量史料得以披露，人
们才发现，造成中山舰事件的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其实还在于蒋介石因自尊而导
致的多疑。用当年在蒋身边工作的俄国顾问的话来说，就是蒋的自尊心强到了吓
人的程度。中山舰事件，简单说起来，直接原因就是因为调走了一个与蒋介石关
系非常好的顾问，接替他的顾问对蒋明显地不够尊重，对蒋的主张动辄设置障碍
，并且有意削弱蒋手下的军队。这使得蒋非常紧张和愤怒，认为这是有意要搞他
。于是，他想与当时国民党的领袖汪精卫联手挤走这个顾问，但他后来发现汪精
卫和这个顾问竟也一个鼻孔出气，甚至有愿意让蒋出国的意向。种种可疑的事情
加在一起，最终导致他得出一个结论，认为汪精卫与苏联顾问合在一起要整他。
正好1926年3月19日国民革命军最好的一艘军舰中山舰在没有通知他的情况下，被
海军局派往黄埔军校所在地虎门附近水面去执行缉私任务。当天下午海军局得知
苏联顾问要用该舰，又得知蒋恰在广州，于是便请示蒋可否将中山舰调回来。这
就导致蒋疑心大发，最终怀疑是汪精卫和俄国人是想要利用中山舰把他绑架到莫
斯科去。于是，蒋怒不可遏，反复思量，最后下定决心利用手中的军权，调动军
队发动了一场不大不小的政变。

蒋介石的这种敏感、自尊、多疑早在他跟孙中山时就表现得很突出了。孙中山对
蒋很器重，把蒋介石看成是军事上的干才，任命他到前线当参谋长。蒋介石却因
为与前方将领闹矛盾，前前后后跑了十几次之多。总是孙中山一个电报，蒋介石
去了；去了不久，他说也不说就跑回上海去了；孙中山急了，再写信劝让他回去
，他碍不过孙中山的劝说，只好又到前线去；去了又出问题，又是转身就跑。（
笑声）如此反复，有十几次之多。蒋介石为什么要跑，一个根本上的原因，就是
他受命于孙中山，职位很高，前方将领却不把他放在眼里，因为他手里没兵。这
无论如何让蒋面子上受不了。其实“中山舰”事件时蒋介石也是打算要跑的，只
是跑到半路上一想，不行！我这么一跑了之，不就正好让人说我自己心虚了吗？
我又没做什么亏心事，干吗要心虚？！何况这个时候蒋介石已不同于当年跟孙中
山的时候，他利用黄埔军校建立起来的第一军已经是国民党的绝对主力了。蒋介
石很难丢掉他的这支看家本钱不顾，让别人夺了去。因此，蒋介石想明白了之后
，马上就掉转车头，回到黄埔去连夜布置反击。结果是那个苏联顾问被赶走，汪
精卫也被挤去欧洲养病，自己夺了党政军大权。

我们再来看一看毛泽东。毛泽东同样是自卑感和自尊心并重的人。1936年他在陕
北和斯诺谈自己的经历的时候，特别提到过一件事情。那是1919年，他经李大钊
的介绍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当助理员，负责登记来图书馆读书的人的名字。他当时
讲了一句相当尖刻的话来形容他那时候感受。他说：那时那些来看书的教授们根
本就没有把他当人看。梁漱溟抗战时期到延安访问时，毛泽东又提到了同样的问
题。他问梁：你还记得我吗？梁漱溟摇了摇头，想不起来。毛泽东告诉他，他当
年在北京时曾住在他后来的岳父杨昌济教授家里，梁漱溟那时去过杨家，是他给
梁开的门。而梁当时已是北大教授，自然不会记得这位给自己开门的青年人。（
笑声）毛泽东反复提到这些事情，清楚地显示他内心里对此颇多感慨。联想到毛
泽东在解放后只对一个大知识分子很好，即章士钊，而对其他大知识分子统统不
喜欢，我们就更容易理解毛泽东的这种复杂心态了。解放后，毛泽东发动过那么
多针对知识分子和所谓资产阶级的政治运动，甚至包括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
知识分子那样无情，但章士钊和他的后代却几乎没有受到多少冲击。为什么？就
是因为毛泽东对章士钊很有感恩之情。这是因为章士钊早年在毛泽东非常困难的
时候曾经慷慨资助过他2000大洋。这在当时是一笔很大数目的钱。只可惜，当年
帮助过毛，或者看重毛的这种大知识分子太少了。因此，毛泽东只记住了一个章
士钊，而对其他的教授、专家、社会名流印象很不好。

毛泽东和蒋介石之所以自尊心很强，与二人成长的时代背景也有些关系。因为那
个时代的特点，是中国受尽外国列强的侵略、欺压和凌辱，经常都会受到亡国亡
种危险的刺激。因此那个时代的许多有抱负有理想的青年人，都有很强的民族主
义和悲情意识。毛泽东是如此，蒋介石又何尝不是如此？有时候我们会注意到蒋
介石国民党当政时，在处理外交事务上不够强硬，妥协退让，甚至有丧权辱国的
做法，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蒋不爱国，不是民族主义者。从1928年“济南惨案”到
1931年“九·一八”事变，再到抗日战争等，我们注意一下蒋的日记，就能够知
道，蒋介石内心里对民族和国家的态度是很清楚的。我们都知道，毛泽东在处理
和共产国际，特别是和俄国人的关系问题上，曾经很强势地坚持过独立自主。比
较一下蒋介石，他在处理与美国顾问的关系时，又何尝没有相同的表现？大家多
半都知道史迪威事件吧？美国总统派史迪威将军到中国战区来做蒋介石的参谋长
，史迪威非常看不上蒋介石，对蒋不尊重，再加上两人在如何使用中国军队的问
题上意见相左，常闹矛盾。最后史迪威极力想取得中国军队的指挥权，于是把状
告到了罗斯福总统那里，罗斯福也一度想要压服蒋介石接受史迪威的意见。面对
这样一种巨大的压力，蒋介石硬是冒着破裂与美国关系的危险将这个五星上将赶
走了。你能简单地说蒋介石是美帝国主义走狗吗？

上次听同学说，有一位北大的老师在课堂上曾经讲过这样一则传闻。说的是新中
国在保卫南沙群岛的斗争中，曾经不得不从黄海和东海调舰队前往南海。从黄海
和东海穿过台湾海峡速度会快得多，否则绕公海就要耽搁很多时间。当时，中共
中央在讨论要不要冒险走台湾海峡时，毛泽东说了一句话。他说：没关系，我相
信蒋先生是爱国的。其实，不管我们在过去怎样讲蒋介石是美帝走狗，毛泽东、
周恩来他们内心里是很清楚的。这位老师讲的这个故事未必十分真实，但却不完
全是空穴来风。事实上，1958年第二次台海危机期间，毛泽东就不止一次地讲到
过，蒋家父子是爱国的，并且试图团结蒋介石，搞联蒋抗美。

在这里，我们要强调一点，对于国家利益的问题，执政党与革命党由于所处位置
不同，承担的责任和风险也不一样，因此，当面对重大危机之际，它们所选择的
作法很可能不会一样。革命党可以把口号喊得很高很响，因为它不需要承担执政
党的失败责任。然而执政党却有它的难处。我们今天批评蒋介石30年代不该搞“
安内攘外”的所谓“国策”，这在情理上是说得通的。国家都要亡了，你还要镇
压异己势力，岂不是不讲民族国家利益？但是，如果换个角度，从蒋介石和执政
党当时的立场来看问题，不完成国家的统一，听任地方势力武装割据，甚至你在
前面抗战，他在后面乘虚而入掏你的老窝，你又如何集中精力来抵御外侮？这种
问题，对于当年许多国家的执政党来说，都是一件很难把握好分寸的事。其实，
这里的关键还是要看你的这种政策最后是否达到了你所想要达到的目的。比如，
1918年，布尔什维克刚刚执政，德国和俄国之间的战争尚未停止。为了首先巩固
内部，列宁不顾众多同事的反对，坚持批准与德国签订了布列斯特和约，割让了
大片领土。等到政权巩固了，国家强大了，苏联最后又把这些割让的土地收回来
了。我们的教科书里好像没有哪本说列宁当年这样做是丧权辱国吧。

同样的情况，中国60年代的外交非常革命，一直奉行最强硬的既反帝又反修的四
面出击的战略。然而，珍宝岛事件发生后，毛泽东一贯的反美立场迅速发生了改
变。原因很简单，因为他清楚地发现，如果不联合美国，中国很可能会成为苏联
核打击的目标。为了中国自身的安全，中美迅速开始接近和对话。而这对于那些
一直以中国为世界革命中心的各国革命党来说，显然是一种致命的打击。本来中
国的战略是鼓动世界上所有革命党来反帝的，现在中国自己却与帝国主义搞到了
一起去了，怎么理解？当时阿尔巴尼亚就公开站出来反对中国对美帝国主义妥协
，正在与美国作战的越南人对此也深为不满。但是，毛泽东为了中国自身的利益
，仍旧坚持要与美国妥协。要知道，我们与美国妥协，不光是牺牲了过去的革命
原则，牺牲了许多左派朋友，我们还不得不在一定程度上牺牲了我们过去一向坚
持的一个重要前提条件，那就是要解决台湾问题。当时我们与美国的谈判，在台
湾问题上明显地作了让步，以至于至今美国仍旧与台湾保持着某种特殊关系，甚
至仍旧在向台湾出售武器。执政党处理外交问题时需要着重于现实利益的考虑，
而很难简单地坚持意识形态立场或革命口号，这是一个很能说明问题的例子。

在另一方面，毛泽东与蒋介石的不同之处，也会极大地影响到两个人的成长和成
功。比如，在性格方面，毛泽东是很外向的，而蒋介石则比较拘谨。这影响到他
们对事物的判断和想像力不能不有很大的区别。蒋介石自己生活规律，作风严谨
，对部下要求也反映出他特别注意细节。比如一些台湾朋友讲述他们早年在台湾
当兵时的经历，都会提到蒋介石如何关心厕所的问题。这是因为蒋介石一来视察
，长官就会要求士兵赶紧把厕所打扫干净，而且蒋走之前大家都不能上厕所，因
为蒋介石的视察，总是要去厕所检查卫生。（笑声）蒋介石太注重小节，使得他
事无巨细都要亲自去管，这不能不影响到他的政治决断力和军事指挥的能力，其
魄力和想像力受到明显的局限。毛泽东与蒋介石之间的成败，军事指挥上的优劣
具有很大意义。照理说毛泽东没有学过一天军事，而蒋介石到底还算是学军事出
身。但是，蒋介石考虑军事问题时，战略上的考虑却十分欠缺。他关注的往往是
一些细节。蒋介石一辈子有过无数次讲演，但50岁之前讲得最多的就要算是对士
兵和军官的讲演了。而蒋介石讲演当中经常会提到的内容，大都是如何整饬军容
军纪。反映到军事指挥上，他经常关注的也是一些明显应该是由那些团长营长去
关心的问题。蒋介石当然也打过胜仗，但在有魄力、有丰富想像力的毛泽东面前
，他必败无疑。因为蒋介石打的胜仗，更多的靠的还是政治谋略，而多半并不是
军事指挥在战略上的优长。为什么他能打败冯玉祥这样一些军阀势力，却很难打
败日本人和共产党呢？这是因为蒋介石在与冯玉祥等地方实力派打仗时，常常会
采用这样的办法：即用金钱买通对手手下的军官，给他们封官许愿，搞分化瓦解
。这样，蒋介石的军队还没有打过来，地方实力派阵线内部首先就乱了套。而对
日本人或共产党人，这些招数就不灵了。再加上蒋介石一辈子都喜欢越级指挥，
从当年对红军的围剿，到后来解放战争时期的三大战役，蒋几乎从来都没有改变
过这种事无巨细一插到底的坏毛病。许多国民党的将军在回忆录里都批评过蒋介
石的这种作法。只不过，蒋在围剿红军时可以越级指挥到团一级，而后来军队多
了，大了，蒋的越级指挥就指挥到师一级了。看看蒋介石指挥军事的电报，我们
甚至会发觉，他连部队行军时应当怎样走路，怎样露营，怎样防空，怎样布哨，
都要管。这多半和蒋介石所受的军事教育层级太低有关。不少战役就是由于蒋介
石不顾国防部、军令部的总体作战计划和战略部署，越过上一级指挥机关，直接
指挥到前方部队去，从而使得所有的部署都泡了汤了。

毛泽东与蒋介石则恰恰相反。毛是个诗人，喜欢哲学，这影响到他具有很强的浪
漫主义气质，不喜欢去管什么具体的细微末节，只喜欢海阔天空。他会见尼克松
、基辛格时，一上来就明白讲，我不谈具体的问题，只谈哲学。（笑声）具体的
问题让周恩来和基辛格去讨论。这其实很反映他的性格。1945年，毛泽东到重庆
与蒋介石谈判，他把自己1936年写的一首《沁园春·雪》送给了柳亚子，后来登
在了重庆的报纸上，很是引人注目。蒋介石知道后非常生气，他不会写诗词，但
还是曾要下面的人组织些文人墨客写些更高雅的诗词，以便把毛泽东的词比下去
。结果，国民党人硬是没有写出一首能够赶得上毛泽东的想象力的诗词。这件小
事很能反映毛与蒋之间的差距。

毛泽东是诗人，但同时也是农民。这在军事上就构成了毛泽东的重要特点。那就
是，他一方面相当注重保存实力，另一方面又注重战略，往往会有超人的想象力
和魄力，不墨守陈规，敢于冒险，不怕打烂坛坛罐罐。在早年共产党的军事实力
弱小时，毛泽东注重保存实力的一面表现得较为突出。结果在俄国人和那些百分
之百的布尔什维克的眼里，毛泽东明显地是右倾保守的代表，因为他在军事上绝
对不赞同共产国际所强调的“进攻路线”。如何保存实力？毛泽东的策略就是要
能跑。他的十六字诀，中心思想就是一个字：“跑”。（笑声）抗日战争期间，
面对强敌日本，毛泽东也还是坚持这样一种策略。他不仅顶住了来自党内的和莫
斯科的非议，而且也顶住了来自国民党的压力，始终坚持他的游击战方针，使共
产党的军队在敌后得到了前所未有的迅猛发展，为后来战胜蒋介石国民党打下了
坚实的基础。包括在毛泽东晚年，即我们上面讲过的珍宝岛事件之后，他的这一
思想也再度表现了出来。当时为什么下决心要调整与美国的关系，不惜与美国妥
协？就是因为毛泽东清楚地看出，中国当时没有力量与苏联单独对抗，必须拉上
一个个帮手，这样苏联就不敢打我们了。阿尔巴尼亚党批评中国右倾，毛泽东不
管那一套，还理直气壮地说：我就是右倾机会主义，你能把我怎么样？（笑声）

不过，毛泽东军事指挥上更突出的地方却还是他作为诗人的浪漫主义的那一面。
因为只关心大的战略，关心大问题，他从不会去过问前线部队具体怎么做，更不
会去干预前线指挥官的具体指挥行动。我不知道毛泽东会不会围棋，大概不会，
但是他之善于布局，确有信手拈来的架式。1944年欧洲战场刚刚取得胜利，毛泽
东就开始考虑战后与国民党争夺天下的问题了。为了造成牵制国民党的有利战略
布局，毛泽东硬是冒险将延安的两个旅从国民党和日本人占领地之间塞到湘粤边
界一带去。此举虽然因日本很快投降最终没有实现，但毛泽东注重战略布局的特
点反映得非常清楚。1946年国民党坚持在东北大打，毛泽东在关内实施报复作战
，用的也是同样的战法。尽管冒险，但却相当有威胁。1948年至1949年的三大战
役，更是典型地表现出毛泽东的这样一种战略家的特质。他灵活地在战役指挥中
使用运动战的战法，大胆地调动部队迂回穿插，忽儿内线，忽儿外线，这些战法
不仅在蒋介石那里无法看到，而且习惯于墨守陈规的蒋介石也难以适应。毛蒋对
抗，蒋介石失败，几乎是必然的。

当然，蒋介石缺乏幻想和想象力，不够浪漫，谨小慎微和墨守陈规，也有它的好
处。蒋去台湾后始终坚持稳定高于一切，对台湾的经济建设就有相当的帮助。然
而，毛泽东在新中国建立，政权很快巩固之后，不再有那种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的
危机感之后，其特性中浪漫主义的一面就很自然地更加显露出来。从大跃进到文
化大革命，毛泽东为了追求和实现自己的理想目标，发动了一次又一次的各种运
动，结果是使得人们始终处在你死我活的斗争之中，几乎没有可能集中精力来搞
经济建设。大陆在经济上之所以越来越落后于台湾，与此不无关系。

另外还应当提到的，是毛泽东与蒋介石因过去的经历不同，生长环境不同，对社
会的认知和对社会各阶层人民的态度也颇不相同。毛泽东向来是比较倾向于下层
劳苦民众的，喜欢到农民和贫民当中去，并且能够乐其所乐，忧其所忧，甚至听
到老百姓受苦就会难过，掉眼泪。但他对富裕人家或社会中上层的喜怒哀乐就远
没有那么关心了。这一点与蒋介石恰好相反。我们什么时候见过蒋介石到工人、
农民当中去？什么时候见到蒋介石关心穷苦百姓的生活和命运？从来也没有。他
嘴里也讲过工农士兵，也讲过人民，但他真正重视和关心的只是社会的中上层，
尤其是统治阶层，特别是直接或间接影响其统治的达官贵人和社会名流。这种情
况也影响到他们对知识分子的态度。国民党在大陆失败，在台湾却把经济搞上去
了，与蒋介石对知识分子和专家的态度是有关系的。蒋介石是沿海的盐商出身，
他对经商自然从小就不存恶感。沿海生长的经历，更使他相信与外界交往是好事
。他出过国，去过日本，知道日本军事了得；去过苏联，知道苏联军队能打仗。
因此，他非常看重外国的专家。为蒋介石工作过的外国军事专家从苏联，到德国
，到美国，到日本，应有尽有。退到台湾后，他自然更是主动邀请外国专家到台
湾来帮国民党设计经济发展的方案。蒋介石在上海做过股票生意，以后在统一国
家的战争中，不能不倚重各种专门的人材来帮助他筹集经费，因此他很知道专门
家的作用。国民党人执政后，大量接纳经济、文化、法律各种知识分子和专家入
阁当部长，并非偶然。当然，这与国民党自身的社会基础也是有关系的。因为这
些大知识分子、专门家通常也都是中产阶级出身，他们也愿意为国民党这种执政
党服务，国民党从巩固政权和加速建设的角度出发，也乐于倾听这些人的意见。
因为国民党相信这些人所代表的社会阶层，才是国民党最为稳固的社会基础。

不过，过于重视社会中上层的利益，使得国民党在大陆的时候很多事情是做不了
的。比如土地改革。因为它依靠的阶层是有衡产的中产阶级，这些中产阶级有相
当部分生活在城市，却在农村有土地。要搞土改，就不能不考虑到这些人的利益
。国民党虽然几度想要搞减租，但真正推行起来，还是阻力很大。这与国民党自
身的社会基础在中间阶层这一点不无关系。共产党则没有这样的负担，因此它也
很容易得到中国最广大的社会阶层农民的欢迎。国民党在大陆的失败，得不到农
民的拥护，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然而，这种情况到台湾以后却改变了。因为国
民党到台湾，与当地的地主及富裕阶层并无多少关系，牺牲他们的利益很容易。
何况国民党解决土地问题用的还是孙中山的赎买的办法，台湾那些靠土地吃饭的
地主，多数也乐得拿政府买土地的钱或股票去投资工商业。结果是农民土地问题
解决了，工商业也发展了，具有较高文化程度的一个社会阶层也没有因为土改而
成为社会的牺牲品，反而在其他方面成为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

蒋介石到台湾实行的其实还是威权统治，只是这种威权统治只是着重于政治和军
事，并不去干预经济。国民党退往台湾时，曾经设想过要搞国家社会主义。后来
被美国人反对掉了，实行的是美国式的自由经济体制。并且在经济上大搞“专家
治国”，任用了相当一批从美国留学回来的知识分子，用经济的方法来改造和建
设台湾。蒋介石对经济建设的放任态度，对台湾的经济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一
位美国的教授在介绍台湾经济建设的成就时，就特别强调了国民党政府对专家的
尊重问题。她指出：在台湾，经济专家的地位非常高，政府对专家们的意见也很
重视，而且政府要人通常会支持专家的意见。

大陆过去的做法却恰恰相反。这在很大程度上与毛泽东对专家和知识分子的看法
不好有关。毛泽东从自己的经历出发，总是强调“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
”和“书读得越多越蠢”之类的道理，并且总是自诩为“小人物”的代言人，鼓
动“小人物”来打倒大人物。当然，我们也不应当回避，这种情况也与当年共产
党人的意识形态有关。建国以后，我们经常会谈论知识分子的地位问题。之所以
会谈论，就是因为不好摆。我们过去是讲阶级和阶级斗争的，从阶级论的角度，
知识分子算不得是什么阶级。于是就有了“毛”和“皮”的关系问题。知识分子
这堆“毛”，究竟是附在资产阶级这张“皮”上呢，还是附在工人阶级这张“皮
”上呢？多数知识分子当然想要附在工人阶级这张“皮”上。问题是，这个问题
很难解决。因为列宁早就讲过：知识分子本质上是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是
资产阶级的教育培养出来的，是服务于资产阶级的。你要想改变知识分子的阶级
属性，就只好去改造它，因为只有改造好了才能使其变成“工人阶级的一部分”
。

曾经有过那么一段时间，知识分子的地位问题变得好一点了。那就是社会主义改
造完成之后的1956年前后。因为，社会主义改造既然完成了，私有制既然基本上
消灭了，那么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的剥削阶级自然也就不存在了。毛泽东这
段时间也一直在考虑如何面对阶级逐渐消亡这样一个新的社会和新的现象。他之
所以会写《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说到底就是想要提出一个可以
适应新的时代的指导性思想来。在《正处》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毛泽东对
这个现象其实颇为困惑。他没有明确讲阶级是不是就没有了，而是说：“阶级斗
争急风暴雨的时期已经过去了”。今后社会的主要矛盾，将不再是无产阶级和资
产阶级之间的矛盾，要将主要是人民内部的矛盾了。

这样一种观点其实是符合列宁主义的。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就谈到，只有在
无产阶级专政的过渡期中才需要暴力，因为要通过这样一个时期来剥夺剥夺者，
即消灭私有制。但一旦私有制取消了，生产资料公有了，作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国
家也就不存在了。进入社会主义以后，国家的职能就将逐渐消失，而只剩下保护
“形式上平等，实际上不平等”的资产阶级法权的内容了，它只能是个“半国家
”。1936年，苏联宣布完成了社会主义所有制的改造工作，因此，苏联已经没有
阶级了。既然没有阶级了，知识分子自然也不存在属于哪一个阶级的问题了。然
而，这个问题还没有提上议事日程，1957年的反右运动，就再度把知识分子的资
产阶级属性问题提了出来。后来，毛泽东自己的观点也发生很大的变化。他在八
届十中全会上说：在社会主义社会的条件下，两个阶级、两条道路和两路线的斗
争依然存在，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结果是，私有制消灭了，而
阶级斗争却越来越厉害了。毛泽东本来就相信学校的教育有太多资产阶级的传统
，本来就不信任知识分子，这一下对知识分子的态度当然就更不可能好了。

中国大陆开始尊重知识分子，大概一直要到改革开放以后。记得改革开放之后，
人们仍旧在讨论知识分子的属性问题。到80年代中期这个问题才大致上得到了一
个了断，但也还是把知识分子和工人阶级弄在一起，说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
部分。其实，这个问题并没有根本解决，因为在今天究竟存不存在阶级，存在什
么样的阶级，究竟存不存在一个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工人阶级，即无产阶级，或
者是像在今天西方社会通常所能看到的那样，存在着一个蓝领的工人阶级和一个
白领的工人阶级？总之，关于阶级的问题在时代已经大大变化了的今天，是一个
相当复杂的尚未能解决的问题。既然如此，知识分子如何就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
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