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自传》是美国记者斯诺1936年到延安的保安后对毛泽东的采访。当时，毛泽东曾用很长时间，当面向斯诺谈了自己一生的经历。这是在毛泽东的一生中，惟一一次比较完整地讲述自己的经历。当时斯诺把自己的采访笔录与翻译吴黎平做了核对，并请毛泽东本人作了认可的英文自传。半个多世纪来，其各种中英文的版本不下20种，其中以著名翻译家汪衡的译本影响最大。原延安时期的党中央总负责人张洛甫（张闻天）翻译的的译本则最有研究价值。

      1969年，年仅12岁的兰福森，在著名老区闽西上杭县自家屋顶发现了一本《毛泽东自传》，后一直珍藏至今。在中央党史研究室的《中共党史研究》编审赵自立先生帮助下，北京著名的毛泽东早期文献收藏家，《毛泽东自传》研究的权威人士，奚景鹏把笔者手中的这本《毛泽东自传》和国家图书馆珍藏的张洛甫翻译的，延安书局1937年12月再版的《毛泽东自传》作了认真的对比，发现两书页码、章、节、段落、字数相同，所不同的是我书字型较小，标点符号不仅较小，而且模糊不清。兰福森手中的《毛泽东自传》一书中许多错别字，在再版本中已经得到改正。因此，奚景鹏先生确认兰福森手中的《毛泽东自传》为张洛甫翻译，延安书局1937年10月的原版本，而且认为“特别珍贵，填补了我国革命出版史上的一个空白。”2003年12月30日，中央党史研究室《张闻天文集传记》组叶晖南老师在致兰福森的信中也指出：“我们认为你手中保存的延安时期的原版《毛泽东自传》很有价值，值得认真研究”，“如何确定《毛泽东自传》的译者张洛甫就是张闻天，是中央党史研究室里的一个难题。欢迎您加入到考证者的队伍中来。”这里，笔者就二个版本进行一番粗浅的比较，以期抛砖引玉。我书简称为洛甫本或延安本；汪衡译本简称为汪本或上海本。

（一）：二本书的共同点：
许多人回忆，由于长期受国民党的新闻封锁，欺骗，宣传，对毛泽东，共产党，红军有很多不必要的误解，疑惑。读了《毛泽东自传》后，了解了不少的事实真相：共产党是人民群众自己的党，红军是人民群众自己的军队，是为老百姓办事，同情老百姓的，是真正爱国，高举抗日大旗的。共产党的领袖毛泽东朴实，真诚谦逊，平易近人，讲话通情达理，可信可亲，可敬，是一个真正的爱国大英雄。中国明天，希望在于毛泽东，共产党，红军。从而使许多人，坚定了抗战的信心，奔赴延安或者拿起武器，走上了抗日救亡的道路。二书的出版，成为亿万人民群众提高觉悟，打击敌人的强大思想武器，极大地振奋了全民族共同对外，抵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勇气与信心，极大地提高了毛泽东，共产党在全国人民群众中的领导地位和崇高威望。

（二） ：不同点
1：从出版时间而言：洛甫本《毛泽东自传》的初版本的出版时间为1937年10月，再版本出版时间为1937年12月。汪本《毛泽东自传》的初版本的出版时间为1937年11月1日，再版本时间为1937年11月20日。洛甫本《毛泽东自传》的初版和再版本的间隔时间是二个月，而汪本《毛泽东自传》的初版本和再版本的间隔时间只是短短的19天。1937年，在国民党政府对中国共产党及其所领导的根据地严密封锁消息的情况下，《毛泽东自传》这样一本介绍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个人传记，能够在“国统区”以单行本的形式出版发行，并在短短19天之后再版，确实创造了中国出版史上的奇迹。

2：从发行量而言：洛甫本出版的《毛泽东自传》目前被发现，而且是经过中央党史部门或者是经过中央文献部门进行考证或委托权威专家考证的，仅有笔者手中一本，再版本现藏在国家图书馆，中央档案馆。估计发行数量不是很多。目前存世量可能是屈指可数。而汪本的发行量，据复旦大学文摘社主编，黎明书局总编辑孙寒冰的后人孙一德等人介绍：汪译《毛泽东自传》一出版，立即轰动全国，销量急剧上升，供不应求，一再加印，每期印数达到5、6万份之多。据当时黎明书局经理余源回忆，汪译《毛泽东自传》除在上海发行外，还销往南京等许多大城市，共约六、七十万册。而且抗战争顺利前后，一直到建国初期，各地还出版过一些版本的《毛泽东自传》，也都是根据汪本翻译而出版的，所不同的是，以后的《毛泽东自传》只不过根据后来形势的发展，在附录里有区别。2001年，西安发现了64年前出版的《毛泽东自传》的消息披露后，许多报刊竞相转载了这一消息。解放军文艺出版社重新出版该书，并轰动全国，二个月就销售了近二十万册，还被韩国，香港，台湾等国家和地区购买了版权。因此，可以说汪本《毛泽东自传》的发行量是非常多的，也是难以统计的。

3：从封面设计看：延安版封面正中是毛泽东站在农家院子的全身照片，左边是《毛泽东自传》五个大字，何人题写，有待考证。左上角为“美国史诺原著”，左下角为“延安书局发行”之小字。封面红色。汪本封面也是红色，左上角印有毛泽东在20世纪30年代的侧身肖像，左边是潘汉年题写的《毛泽东自传》书名。左边也有“史诺录，汪衡译”下边有“文摘丛书，黎明书局销售”等小字。延安版封面上毛主席的照片出现在上海版的扉页第二页上。据陕西省档案馆提供资料称拍照者系田一明。1937年，23岁的田一明受当时国民党陕西省政府秘书长杜斌丞委派到陕北处理公事，时任苏区政府主席的林伯渠安排他晋见毛泽东。与毛主席谈话快结束时，田为毛主席拍下了这张珍贵照片。

4：从目录看：洛甫本目录有：“第一章少年时代”，“第二章动乱中的中年时代”，“第三章共党的展开”，“第四章从围剿到长征”。附录有：“毛泽东夫人贺子珍女士小传”,“毛泽东论抗日及联合阵线”，“毛泽东论抗战必胜”，“毛泽东等致蒋委员长一致抗日的电文”。汪译本有“第一章：一颗红星的幼年”，“第二章：在动乱中成长起来”，“第三章：揭开红史第一页”，“第四章：英勇忠诚和超人的忍耐力”。附录有：“毛泽东论中日战争”，“毛泽东夫人贺子珍小传”。

5：从内容看：二书正文内容，意思一样，但是，文字表述上有一些差异，可以说是大同小异。附录共有部分的内容也是差不多。但洛甫译本的特点是基本上保留了斯诺原文的语气，文采。这和张曾经多次留学国外，生活在国外有关。而汪译本的特点是几乎没有英文的原汁原味，而是更有中文口气，文笔成熟流畅。它比较符合中国人的读书口味。这和汪衡长期生活在中国有关。洛甫本中无插图，照片等资料。而汪本中则有13幅照片作插图，可谓是图文并茂
其中延安版本中的“毛泽东论联合阵线”（这部分内容仍属于1936年10月，毛泽东与斯诺谈话之部分），“毛泽东论抗战必胜”此内容为1937年月1日，美国作家史沫特莱在延安会见毛泽东。当时，西安事变已和平解决，毛泽东即发表对抗日战争的看法。他就史沫特莱提出的统一战线政策等一系列问题作出了回答，并表示出抗战必胜的信念。以及“毛泽东等致蒋委员长一致抗日的电文”。这三大部分的宝贵内容在汪译本中是没有的。即使在上海复社出版的《西行漫记》中也找不到这些内容。那么，究竟，历史上是否有这些重要的历史事件的存在呢？答案是肯定的。它确实是发生了这些重大事件。只不过是由于形势的发展，和译者各自身份不同，汪本《毛泽东自传》里，没有了这些内容。这些问题，我们可以在斯诺一九三八年一月二十四日在上海为复社版的《西行漫记》排印时而写的“一九三八年中译本作者序”第四自然段中看到：“自从这本书在英国第一次出版之后，远东政治舞台发生了许多重大变化。统一战线已经成为现实了。可是当这一本书写了大部分的时候，国共积极合作这一件事，大部分人还认为非常遥远。现在民族解放战争，已成为唯一出路，而其它一切问题都给扔开去。”从此可以看出：当年毛泽东与斯诺的确有过关于统一战线问题的对话，只不过是后来统一战线已经正式建立了，因而没有必要再提及而已。这从斯诺序言第五自然段中，可以得到进一步证实。“战争所促成的大的变化之一，就是中国国民党和民族资产阶级中间的进步分子，在蒋介石委员长贤明领导之下，恢复了他们的革命意志。”洛甫本《毛泽东自传》里的这三大部分内容，是特别珍贵的文献史料，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和收藏价值。

6：从资料来源而言：延安版《毛泽东自传》源自斯诺原著，这是译者本人在书上标明了的。至于张洛甫是怎样得到斯诺原著的，目前，还无法知道。上海版《毛泽东自传》则源自于英文杂志《亚细亚》（ASIA）。1936年夏，上海复旦大学教授孙寒冰先生在复旦创办了进步书社——文摘社。一次，孙寒冰看到了美国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发表在《Asia》(即英文《亚西亚》杂志)上的连载文章《Red Star Over China》(即《红星照耀中国》)，他非常高兴，如获至宝，立即找来他的学生也是文摘社的编辑汪衡，请他翻译该文。

7：从页码，字数，排版印刷来看：洛甫本共有89页，约4万字。兰福森手中的初版本与国家图书馆的再版本比较：两书页码、章、节、段落、字数相同，所不同的是我书字型较小，标点符号不仅较小，而且模糊不清。初版本中的许多错别字，在再版本中已经得到改正，同时再版本中的封面是很精致的了，印刷质量也很不错了。兰福森手中的初版本没有照片插图等珍贵资料，排版，文字的印刷质量差等见证了当年延安作为国民党统治时期的特区，生活上，经济上是何等的艰难，生产力方面十分落后，以致于排版印刷条件极差。至于再版本，是不是当年的延安地区出版？还有待研究。因为在当年各种条件都很落后的延安地区，要印刷出版发行印刷质量好的《毛泽东自传》，是不太可能的。这正如专家指出的：“不能够排除在当时的各方面条件好的上海或是西安印刷出版发行的可能”。而汪译本有86页，约3万字。它是在大都市上海印刷出版的。字迹清楚，且能做到图文并茂。它反映出了当时上海的经济水平和生产力水平，其排版印刷条件是远远优越于当年艰难困苦的延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