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睡眠神经质症
文章来源： 作者： 时间：2009-09-09 00:00:00傅连鄣笑起来，又讲道：“主席有很严重的失眠。我在福建长汀和江西瑞金时派人化装成商人，到上海买了凡罗那，又买了葡萄糖粉，建议他睡前用热水化一小杯葡萄糖粉，服一、二片安眠药片。这办法很有效，主席非常高兴。你看，我对主席是忠心耿耿。我与主席同岁，但是身体没有他好。”他注视着我，严肃的说：“派你到毛主席那儿工作，是党对你的高度信任。这工作非常光荣，可是也很艰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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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五五年四月三十日凌晨一点多钟，我匆匆赶往后门心想毛主席一定生病了。门卫看到是我，立刻按电铃，卫士开了大门，我同他一起走进卫士值班室。我问他这么晚了，有什么事叫我。他说：“主席已经吃过两次安眠药，睡不著，叫你来谈谈。”我穿过相接的明廊，入北屋进到主席的卧室。主席的卧室很大，几乎有舞厅般大小。家具是现代而实用的西式家具。卧室南北墙上四个大玻璃窗都用一层黑布，一层紫红色线绒窗幕遮住，因此在卧室内完全分不出白天或夜晚。这时，主席正睡在床上，上半身靠在床头的枕头上。他那张大木床，有一个半普通双人床那样大，床内侧占床三分之二都堆满了书。他睡的地方，只占床外侧三分之一。外侧床头床尾的两只床脚，用木头垫高，这样外侧比内侧高出有三寸。据卫士长李银桥告诉我，这个办法是防止主席翻身时，掉到床下。床头外侧放一张方木桌，上面堆著文件，就是主席的办公桌，也是他的饭桌。他与江青两个人的生活习惯和规律完全不同，碰在一起共同吃饭的时候也不多。主席见我进来说：“我还没有吃晚饭，找你来谈谈。”他光着身子，穿了一件白绒睡袍，前襟敞开，右手拿着一本线装书，两颊微红，眼光闪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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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我成了主席的清客。我读些他推荐的史书哲学书，和主席讨论上数小时成了每周的常规。由于失眠症，他睡眠极不规律。一天分二十四小时，对他没有多大意义，他想睡时就睡，睡不著就找人谈话，或开会，或看书。时间对于他没有任何限制，也不起什么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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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后来也对这些节庆意兴阑珊。不过每年过五一及十一这两个节日，他都很紧张。一是头天总想早睡，偏偏睡不着，大会的时间不能更改，往往不睡，或睡的很少上天安门。虽然如此，群众的崇拜倾倒总能令他精神大振，得以撑完全场。问题是他典礼后又常常感冒。感冒有时演变成支气管炎，好几个礼拜都不舒服。年事更高后，支气管炎更易导致肺炎。此外，他也讨厌打扮整齐和这些繁文缛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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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五五年六月中旬，差不多是我与主席站在天安门城楼上六个礼拜后，汪东兴突然要我火速赶往北戴河。北戴河原是渤海湾内的一个小渔村。一九五零年以后，中共中央办公厅中直管理局在北戴河海滨给每位中央领导人预备了房子就是将接收下来的别墅重新翻修作为避暑之所。主席和随身人员几天前就去了北戴河。这次由原来的周泽昭医生陪毛同行。当时我还兼任中南海门诊部主任，仍未曾随毛主席出巡。我想这么紧急的召我去，一定是有很严重的事。好在每天有一列北京直开北戴河运送公文往返和政府官员的专车，我当天就到了。我到了北戴河后才知道，当天凌晨时，一次寒潮引来了狂风暴雨，涌起的海浪有一层楼高。主席一夜失眠没有睡觉，要下海去游泳，风浪太大，卫士阻挡不住，打电话给汪东兴。汪匆忙赶到海滩，毛已要下海。汪劝阻毛不要下海，毛没有理汪，走入浪中游向深处。卫士、警卫员和一中队队员纷纷向毛周围游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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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体上，每次入睡的时间，总是比头次入睡时晚三、四小时，甚至十几个小时，又常常睡四、五个小时，或五、六个小时，就醒了。醒著的时间也越来越长，有时连续二十四小时，甚至三十六个小时不睡，随即连睡上十或十二个小时，环境嘈杂也不受影响。也许主席的生理时钟一向就不规律，傅连璋一九三零年代初期曾想治好他的失眠症但长达二十年的行军和革命生涯使主席的睡眠完全纷乱不堪。主席在会见英国蒙哥马利元帅时，讲到失眠。这位英国元帅说，在第二次大战时，战况如何激烈，他也定时入眠。主席说，你真是好福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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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当主席无论如何也睡不着觉时，象他一次同我说的，引了《西厢记》张生的一句话，真是“捣枕捶床”，无法成眠。于是无论昼夜，他总是做些体力活动，如游泳、跳舞、以求体力疲劳。在我做他的保健医生前，他已服用了二十年的安眠药。傅连璋在一九三零年代给他开的是佛罗拉(Veron)。一九四九年以后，改用温热葡萄糖水送服药效极强的安米妥钠(sodium am)零点一克的胶囊一粒。主席按这个方法，往往睡不著，于是加服一粒或两粒，甚至三粒，也就是最多时，用到了零点四克了。而正是这个时候，大家最为紧张不放心的了，因为他处于高度兴奋状态，走路摇摇晃晃，可是又最不愿意别人搀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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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到职前，傅看到药量太大，惟恐中毒或成瘾 ，所以暗中将胶囊减量，只装零点零五克或零点七五克，告诉主席仍是每个零点一克，但主席服用剂量还是越来越大。我知道主席服用的是安米妥钠后，感觉十分不妥，我从来不给病人服用这种药效强烈的安眠药也怕主席会上瘾。我劝他不要吃药，主席回我一句：“那我不用睡觉了。”他不肯听，还是继续服用。他有一次开玩笑问我：“你说一年多少天?”我很奇怪他怎么提这样的问题。我说：“自然是三百六十五天。”他说：“对我来说，一年恐怕只有二百多天，因为睡的少。”我明白了他的意思以后说：“不，要用醒的时间长度算。主席的一年要有四百多天很象‘山中无岁月，世上已千年’了。”主席哈哈大笑说：“照你这样算，失眠倒成了长寿的办法了。”这自然是说笑话，我确很清楚他的意思，对失眠真要想想对策。我同傅连璋谈过一次 ，要改变以上方法 。安米妥钠是一种起作用慢，但作用时间长的安眠药，用来引导入睡比较差。我建议改用起作用快，而作用持续时间短的速可眠钠(Sodium Secol) 。晚饭前二十分钟服用零点一克的速可眠钠两粒，来迅速引导入睡。饭后可以再服一粒安米妥钠，以延长睡眠，而且要将胶囊内药量不同，告诉他本人。给主席服药的是他身边那些没有医学常识，农民出生的卫士，而主席的保健是我的责任，我必须确定卫士们不会给主席服用过量才行。傅同意这方法，我然后将这方法同主席谈了，而且说：“用这种方法，睡眠会好得多。”主席似信不信地说：“说嘴郎中没好药，试试看吧。”事实上用这个方法以后，确实使入睡好些了，睡的时间也长些了。后来有的胶囊只装葡萄糖，与不同剂量的安眠药配合服用，起了很好的效果。他有几次笑笑的同我说：“你这个偷工减料的药葫芦里，卖的药倒还管事。”但有时主席的失眠严重到我的方法也不起作用事实上主席有两种失眠症，一种是生理时钟的混乱，另一种是俗称的神经衰弱性失眠。
神经衰弱(Neurastheni)这病名在美国已不再被提起，在中国却非常普遍，主席和江青皆深为所苦。一般来说，神经衰弱是由心理抑郁所导致，但中国人一般认为自己有心理压力等于丧失颜面，因此症状多转为生理疾病。神经衰弱最普通的症状是失眠，其他症状则包括头痛、酸痛、头晕、恐惧感、高血压、沮丧、阳萎、皮肤疾病、肠功能失调、食欲减退和脾气暴躁。
中国人觉得去看心理医生是很丢脸的事。在主席在世期间，国内也根本没有提供这方面的治疗，而且医生只提供药物，不可能深入探讨疾病的根源。我从来不以“神经衰弱”一词，来界定主席的焦虑抑郁。如果我这样做的话，主席会觉得我是在轻视他我也会被撤职。他也从来不用这个词。主席久卧不起，忧郁终日时，他只简单说他心情不好，要我对症下药。主席的神经衰弱有多种症状--失眠、头晕、皮肤搔痒，严重时他会有恐惧感，尤其在空旷的地方，他必须有人搀扶，否则会跌倒，在人多的场合也会发生。有一次他接见非洲的代表团，许多团员围著他兴高采烈，用手指著主席做了很多姿势，我察觉主席开始摇晃，连忙跑去扶他。因此，在他外出、走路、接见客人时，一定有人在旁扶持。当然，在他情绪高涨，精神振奋的时候，就没有这种情况发生。而经过多次检查，主席无论心脑、内耳都没有实质的病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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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中旬的一天 ，已经有三天没有睡好 ， 这天又是连续三十几个小时不能入睡，服过几次安眠药都不起作用。他到了游泳池游泳。待我接到电话通知，赶到游泳池时，他已经游完。这时天气还暖，正是中午，他躺在躺椅上晒太阳,我看他面色红润 ，精神很兴奋 ，可是神态却显得疲惫了。他要我坐下，问我游不游泳。我告诉他，今天还没有吃饭 ，不游了。主席笑了说：“我不吃饭，没有睡觉，还游了一个小时。吃过三次安眠药也不顶事，你是不是拿的偷工减料的安眠药?”我笑起来说：“主席，今天可都是真的。”他说：“那怎么办呢?有没有什么办法能睡觉。”我告诉他，可以服一次水合氯醛(chloral hydr)试试看。傅连璋告诉过我主席一贯不吃水药，所以我说明，这可是水药，而且味道很不好吃，苦、涩，还有点辣。他说：“我爱吃辣。这不相干，拿来试试。”
我坐车赶到弓弦胡同。那时傅连璋负责管理主席及其他领导人的药品，保健局药方经由香港公司由美国、英国批药进来。为了安全起见，主席的药品都是用主席在一九四六年，在国民党围剿弃守延安时的假名--李德胜--来配药。
药剂师将瓶塞加上火漆密封印章，交给我。这时傅连璋知道了，跑过来，急切地说：“主席从来没有吃过水药，你怎么这样大胆，把这么难吃的水药给他吃?他发起脾气，怎么办?”我说：“傅部长，这些我事先都同他讲了。他让拿去给他试试。他在等着，我得赶快。有什么情况，我以后再向你报告。”赶到游泳池，饭刚做好。我讲：最好先吃药再吃饭。”主席同意，说：“那好，听你的。”我给他倒了十五毫升在小杯子里，他一口气喝下去，然后说：“味道很不错。我不喝酒，这倒像酒。”接着他又说：“这个灵不灵，还难说。”这时饭菜摆上来，看来药的作用已经开始发挥了，他正处在安眠药作用开始的欣快期，饭吃得很好。等到吃完饭时，他已经昏昏欲睡，来不及回菊香书屋了，就到室内游泳池的床上睡了。这一觉，从下午近二时起，直到半夜十二时多才醒，足足睡了十个多小时。醒后，他十分高兴，半夜把我叫回去，跟我说我这炮可打响了。我走进他的睡房，他正在闭目养神，他睁开眼睛，拿半截香烟装在烟嘴上点燃，说:“你给我吃的是什么药?怎么会这样好?”我扼要说明了药的性质和作用，并且说：“这是安眠药中最早出现的，十九世纪已经由医生普遍应用在临床，所以对这个药的作用和副作用，了解得最清楚。这个药对人体安全。”他说：“那你为什么不早给我吃?”我说：“主席不爱吃水药，这药味道又不好，所以不到不得已时，没有拿出来。 ”事实上安米妥纳的效果和水合氯醛差不多，但是主席已经几天失眠，当天又是疲乏不堪，再加上服药前，用语言和行动，使他在精神上接受了有力的暗示治疗，因此才会如此见效。
我想主席清楚他的精神衰弱根源在生、心理两方面。他也相信精神慰藉的力量。小时有次他病重，他母亲带他到佛庙里去拜拜烧香，主席服下香灰后，就不药而愈。我反对摧毁佛寺 ，主席在全中国“破四旧”捣毁庙宇时跟我说：“乡里农民小病挺挺就过去了。大病也不一定找医生，拜个菩萨，求点香灰回来吃。你不要小看香灰，给人的精神上的支持可大啊。”他笑着说：“你倒是留了一手啊。你这个郎中还有点好药。你回去睡觉，我要开始办公了。 ”
从此以后，水合氯醛成了他必不可少的安眠药，与速可眠钠同时用。到六十年代以后，主席上了瘾，不只吃饭前服安眠药，就是会客、开会、晚会跳舞前都要服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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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青又问道：“那么安眠药呢?”我说：“主席长期有失眠。现在看来，使他入睡，恢复疲劳，安眠药有作用。”江青说：“你的意思又是不要改了。”我说：“是的，只要不再加大药量，可以不改。”江青严肃地说：“没有一个医生主张吃安眠药。你自己吃吗?”我说：“我不吃。”江青说“你不吃，你知不知道安眠药有害?”我说：“最好是什么药都不要吃可是主席这么多年的习惯......”我话没有说完，江青的脸色变得阴沉下来，又问我：“你也向主席说了可以吃安眠药?”我说：“是的，讲了，主席也同意。我累计了主席的睡眠时间，每天入睡总比前一天入睡时晚二到四小时。推迟晚些睡眠长些;推迟得早，睡眠就短。平均下来每天可以睡到六小时。有时二十四小时，甚至三十六小时没有睡，可是每次有这种情况，接下去就可以睡十到十二小时。平均起来，还是每天睡五、六个小时。所以看起来不规律，但是仔细算，主席的睡眠有自己的规律。”江青抱怨我道：“这些你为什么早不同我说?”我说：“以前没有机会多谈。这些都是主席随便同我闲谈时，讲到的。”江青欠了欠身说：“好吧，今天就谈到这里，以后你有什么见解，先同我谈，再告诉主席。”江青说这话是想控制我，进一步间接控制主席。我是不会上她的圈套的。我辞了出来。这时正好下着阵雨。我没有带雨伞，只好在中央大厅徘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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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的健康确实是原因之一。每年过五一及十一这两个节日，心情都很紧张。想睡偏偏睡不着往往彻夜未睡便上天安门。二来庆典后，主席受风寒，很容易感冒，一拖久就变成支气管炎。所以上天安门成为主席的精神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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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修老师指导 中心编译节选]